|
○一 诗的崇高
两汉是封建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迹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的享受那时的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他的护身符。
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于一个时代；我们于此喊句顾颍ㄕ先生治古史的口号吧，是“层累而上的”。
自从有人受着功用主义的驱使，将各不相谋的三百首诗凑在一起，这功用主义的外套便有了图样；从此你添一针，他缀一线，由是诗的地位逐渐崇高了，诗的真义逐渐汨没了。
在第一篇第二章里，我们已经说过周秦诸子的诗说是染有浓厚的功用主义的色彩的。但那仅是站在功用的观点，使诗有了文学以外的价值；或者是“断章取义，予取所求。”汉代便不同了，他使诗经的第一首诗有了圣道王功的奇迹，使诗经每一句话有了裁判一切礼俗政教的职责与功能。
陆贾新语慎微篇云：
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雅（当为邪）僻，砥砺钝才，雕琢文邪（当为雅），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
贾谊新书道德说云：
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
董仲野春秋繁露玉杯篇云：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瞻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这自是上承了荀子的诗说，然鲜明的主张诗为道德的表现，而且为君子在位者所以服人的工具，则谓诗有圣道王功的奇迹，诗为一切的裁判者，都有了根据了。
孔孟述诗，虽有尊重诗句的意向，但究竟只是一种引证的作用，到荀子便逐渐有引作论准的倾向了。他在一段文章的末尾，喜欢引几向诗作他的结论。这种倾向到孝经、说苑、新序、列女传、韩诗外传（此乃离经之传，故介于著论与注疏之间）而极矣。说苑、新序还不厉害；孝经、烈女传、韩诗外传，差不多每一章的结论都是诗经。近人尝骂古人的文章总是“诗云”“子曰”，以“子曰”作论准的风尚较晚，在秦汉，则“子曰”的势力，绝不敢与“诗云”的势力对抗。
○二 诗的汨没
在汨没诗义的记“功”牌上，我们只得使著论家屈居第二位，因为第一位已被注疏家（说是经学家）占去了。他们不似著论家之仅仅崇高了诗经的地位，他们更能予诗经的每一首诗以圣道王功及其他的奇迹。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传。”这些人虽在训诂注释，但未必不可成功解释的批评。可惜他们一方面继承儒家的功用观念，一方面又受了阴阳家的影响，由是他们的解释，上者不出于圣道王功，下者且流于五行纤韩。如关雎明明是一首平淡的民间情歌，他们却要使之有“美”“刺”的大道理。据冯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申培鲁诗故云：
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后苍齐诗传云：
周室将衰，康王晏起，皆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薛汉韩诗章句云：
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以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在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此刺时也。
差不多每一首都有了作者，有了微言大义的美刺，有了圣道王功的奇迹。而最奇的奇迹要算齐诗。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云：
察其所繇，省其进退，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诗之为学，性情而已，”这是如何正确的见解；但其所谓性情因于历律，真是奇之又奇了。叙述至此，应当与千古诗人，同声一哭。
今文学如此，古文家亦何独不然。如关雎，毛诗序说是“后妃之德也”，虽异于齐、鲁、韩的说是刺康后，然究竟逃不出“美”“刺”的故套，仍然不给予它以诗的位置，仍然给予它以圣道王功的奇迹。
自然啦，诗经中是有刺诗的，如魏风的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引见一篇二章一节）所以以美刺说诗，也不是完全无根据，也不是完全错误。
但每一首都替它加上美刺的作用，而加上的美刺又以圣道王功为准绳，则诗经中的诗，得到了“不虞之誉”，同时也背上了“不白之冤”。
读者不要说我“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吧？须知因了这种观念，不惟崇高了诗经的地位，汨没了诗经的真义，以美人香草解楚辞，以忠君爱国释古诗十九首，以至以一切礼教的道德的观念曲解古往今来的诗文词曲，都是此义的适用与演绎，在鉴赏文学上虽是障碍物，在鉴赏的历史上则有非常的地位！
○三 卫宏毛诗序
握有诗学权威的毛诗序便是在这种空气之下产生的。毛诗序的作者，后世虽是言人人殊，然后汉书儒林传已云：“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前一节引的“关雎，后妃之德也。”是关雎诗的序，全文很长，总论诗经一书，人称之为大序；其余每篇都有数言以至数十言的短序，人称之为小序。小序仅是美刺与作者的附会；大序说诗可分此下三点：
一、诗言志──毛诗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自然是虞书说诗的演绎。不过此种演绎，不始于毛诗序，而始于礼记中的乐记。
乐记云：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又云：
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不过乐记的侧重点在乐，毛诗序的侧重点在诗，所以略有不同。有的人以为乐记本之毛诗序，实则毛诗序出于东汉，乐记既编入礼记，不能晚于西汉，所以是毛诗序本之乐记。至后世的研究诗的产生的论文，则本之毛诗序者很多，俟后分叙，兹不预述。班固的白虎通义礼乐篇云：“乐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有乐，口欲言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也是在讨论乐舞与诗之不能分离的关系。
麦更西（Ａ．Ｓ．Mackezie）在文学的进化一书中说：跳舞、音乐、诗歌，是原始艺术三位一体。毛诗序所谓“永歌之”的歌词的是诗歌，“永歌之”的声调是音乐，手舞足蹈便是跳舞。中外古今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过原始人类为什么要作而且能作三位一体的艺术呢？麦更西归之于在团体生活的不能安静，毛诗序归之于主观唯心的情动于中，那就彼此不同，可是都不正确。事实是产生于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形象发展为舞蹈，节拍发展为音乐，呼唤发展为诗歌；后来之作为艺术或者说是游戏，不过是把劳动的过程，提炼加工的再表演一次罢了。
二、诗与政教的关系──毛诗序云：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种说法，亦本于乐记。乐记云：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意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与此如出一口；不过彼以论乐，此则由乐渡之于诗而已。此种社会的历史的批解，自是上本于孟子所谓“论世”。
但孟子所谓“世”如何，未加申说，其范围极广漠而游移，此则鲜明的指出世教王化。既然诗与世教王化有关，当然先王要“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诗便纯为圣道王功而作了。
三、诗的六义四始──毛诗序云：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六义之说，也并不始于毛诗序，周礼春官已云：
大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虽然周礼不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但决不会在毛诗序之后。“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的作法。风、雅、颂的区分是很古的；不过古代好象不止风、雅、颂三种，还有一种叫“南”的。所以小雅鼓钟云：“以雅以南”；孔子也尝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但到荀子时代似乎便已经将南忘掉了，已经将南附在风里了，所以他提到诗时，只说风、雅、颂，没有说南。
南、风、雅、颂之先后次序，有没有意义在内，我们无从知道；释诗者总以为是有很大的道理吧？汉代有所谓“四始”之说，论理应当是南、风、雅、颂四诗的各类首篇。但是不然，他们已经不知道有南了，所以他们的“四始”没有南，而分大小雅为二。由此知古代似乎亦有“四始”之说，以故汉代虽因忘了南而只剩了风、雅、颂三种，仍要凑成四种。史记孔子世家云：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毛诗序所谓“四始”，大概也就这样了？
至于赋比兴的说法，大概起于汉初的经师。汉初有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只有韩诗尚存其半。韩诗采用赋比兴的说法的。解为兴者，如Ｒ１，韩诗序云：
伤夫有恶疾也。
薛君韩诗章句云：
Ｒ１、泽舄也。Ｒ１、恶臭之草。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发愤而作。以是兴Ｒ１虽臭恶乎，我犹采采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
解为比者，如鸡鸣，韩诗序云：
谗人也。
薛君章句云：
鸡远鸣，蝇声相似也。
解为赋者，如伐木，韩诗序云：
伐木废，明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故以为文。以韩诗推齐鲁二家，大概也有此种解说。不过各家的解说不见得一致，尤其毛诗与韩诗更显然不同。如Ｒ１、韩认为是兴；毛认为是赋；鸡鸣、韩认为是比，毛也认为是赋；伐檀、韩认为是赋，毛却认为是兴。但赋比兴的说法，总是各家所同的。可见不始于卫宏，也不始于毛公。至再早的渊源，我们不知道。孔子曾说，“诗可以兴”。但那只是泛论诗对读者感发兴起的力量，与赋比兴之就方法而分者，实大相迳庭。
毛诗序只解释风雅颂，未解释赋比兴，齐、鲁、韩有无解释不可考。郑玄注周礼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又引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这是否合毛诗的意思不可知，是否合齐、鲁、韩三家更不可知，可知者这是汉人的说法而已。依郑司农的说法，比是比方，兴是托事；依郑玄的说法，则比用于刺恶，兴用于劝善，二郑已经不同。至后世的解说，无价值的不必谈，有价值的大抵都是一种“以述为作”，换言之，就是一种文学新说，都当各还作主，所以俟后分述，兹不征论。
○四 郑玄诗谱序
郑玄的诗谱，也是这种空气下的产物。诗谱的本书只是谱南、风、雅、颂的古地理。如周南召南谱云：“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鲁颂谱云：
“鲁者、少昊挚之墟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则大庭氏亦居兹乎。”至对于诗的意见，都表现于序：
一、诗的起源──诗谱序云：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这自是错的，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要算郑玄为最早，则他的功续亦不可磨灭了。
二、诗的功能──诗谱序云：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的这种论调，又见于他的六艺论：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情志不能，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孔见孔颖达毛诗谱序正义）汉初的美刺说，已经使诗有了本身以外的美刺作用，郑玄更进而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则美刺的作用，不仅在美刺过去的事实，而要顺匡未来的行动，诗之功用的价值更崇高，诗之文学的旨趣更汨没了。
三、诗的正变──毛诗序已说到诗的正变，诗谱序说的更为详明：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亭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
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知吉凶之所篇，忧娱之渐萌，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这也是说的诗与政治的关系。不过毛诗序侧重诗的产生，谓政有治乱及亡国之别，由是诗亦有安乐怨怒及哀思之分。此侧重诗的作用，谓为上者“勤民恤政，昭事上帝，”则有正风正雅及颂声的赞美；“若违而勿用”，则有变风变雅的讥刺。所以仍是美刺的另一说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