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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趋势
经过晚唐、五代的混乱局面，由于赵匡胤（宋太祖）、赵光义（太宗）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全国的统一。宋太祖、太宗都是很有才略的人，他们看到晚唐中央政权的旁落，统一以后，便命令各州郡于度支所必需外，所有馀款，悉归京师；特设转使，管理各路财赋，于是财政权尽中央。同时将文臣补藩镇缺，各州的强兵，都升为禁军，直隶三衙。残弱的兵队才留守本州，谓之厢军，不甚操炼，名义虽为兵，其实不过是给役而已，于是军事的大权，也归之于中央了。同时在政治制度上，也有所改革，历代的宰相，各事都管，到了宋朝，则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侵，而监察言路的权又非常大，最长的裁决，必得归之于皇帝。这样一来，无论军事、财政以及司法各种大权，都集权于中央。所以宋朝是一个皇权至尊的绝对专制主义的时代。这一种政治特徵，是汉、唐所不曾有的。
太祖、太宗以后，接着是真宗、仁宗听休养生息，树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影响所及，直至徽、钦事变以前，北宋一百馀年，中原未受干戈之乱，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因农业的恢复发展，促成社会经济的繁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大都市蝗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工商业的繁荣，宫廷的奢侈。到了徽宗时代，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廉。雕车况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他在这里将汴说的繁华状态定性是非常热闹。在这些文字里，明显地反映出当日工商业的盛况以及宫廷豪门和一般市民的游乐生活。其他如成都、扬州、河间诸大都市，也都呈现着同度的繁荣与发展。再看张氵昊的寿山艮岳前记云：
上（徽宗）颇留意见囿。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时有朱助者，取浙中珍异花木竹石以进，号曰“花石纲”。
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所费动以蕊巨万计，诸民搜岩剔薮，幽隐不置。一花一木，曾经黄封，护视稍不谨，则加之以罪。斩山辇石，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以出之，至名曰神运。舟楫相继，日夜不绝。......竟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凡六岁而始成。亦呼为万岁山。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环丽，极于此矣。越十年，金人阙，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日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见拆毁，官不能禁也。（€谷杂记补编卷一）
在这里真实地描写了宫苑奢侈的情形和剥削人民的罪恶，我们再看一看徽宗自撰的艮狱记和蜀僧祖秀的华阳宫记，便会惊讶那一次工程的富丽与糜费，几乎右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但同时在那里正埋伏着民众对于荒君佞臣的反抗的怒火，宋江、方腊手底下的英雄，那时已是遍满着各处了。金兵一动，宋军便无力抵抗，势如破竹地陷了汴京，徽、钦二帝被掳北去，民众不令不追怀叹息，反而愤恨的带着刀剑，大斫其万寿山的花木了。
当时的宫廷与社会的情形是如此，所谓诗人词客之流，更是狎妓酣歌，过着放浪的享乐生活。
（宋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牛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馀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魏泰东轩笔录）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状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
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张端义贵耳集）
（毛滂）其令武康，东堂蓦山溪词最著。......迄今读山花子、剔银灯、西江月诸词，想见一时主宾试茶劝酒、竞渡观灯、伐柳看山、插花剧饮，风流跌宕，承平盛事。试取“听讼阴中苔自绿，舞衣红”之句，曼声歌之，不禁低徊欲绝也。
（词林纪事）
这是当日皇帝、诗人、士大夫的生活面貌。在前人的记载里，这一类的故事还不知道有多少。这一种生活环境，助长了作为歌唱的词体文学的发达。再加以商业城市的发展，于是各种各样的“说话”，以及杂剧、影子戏、傀儡戏、鼓子词、诸宫调一类的市民文艺也都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宋这国的社会情形是如此，但其对外政策，一直是软弱的妥协的。从开国起，先后遭受着辽、夏、金的严重压迫和侵略，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中最衰弱无能的朝代。到十二世纪的二十年代，金兵灭辽，挥戈南下，攻破了汴京，北宋也就完了。
金兵的南侵，徽、钦的被掳，无异于在大都市的中心，掷下一个炸弹，往日的繁荣与安乐，一切都毁灭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街市变成了墓道，财产都成了灰烬。于是北宋时代的繁华，到这时都荒废了。康与之的诉衷情讼云：“阿房废址汉荒丘，狐兔又群游。豪华尽成春梦，留下古今愁”；又曾觌的金人捧露盘词云：“到于今，馀霜鬓。嗟前事，梦魂中。但寒烟满目飞蓬。雕栏玉砌，空馀三十六离宫。塞笳惊起暮天雁，寂寞东风。”现在反映在词人眼里的，不是花从红袖，不是妙舞清歌，是狐兔的群游，故宫的禾黍了。姜夔扬州慢叙云：“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在短短的几句里，把盛极一时的扬州的都市写得这样凋敝。北国汴京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政治社会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不仅经济生活要衰微崩溃，而影响最大的，是人们心灵上所起的巨大变动。文人学士在那一个大时代里，当然有所觉悟，有所感伤。虽说那时有不少贪利的汉奸和主和的宰相，但由李纲、赵鼎、韩世忠、刘、岳飞们的呼号奋斗，确也表现出正义的精神与壮烈的勇气。把这一种精神与勇气反映于文学上的，是张元、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诸人的诗词。在他们的作品里，用着豪放悲壮的调子，描写故国山河之恸，表现强烈的爱国思想，一扫过去那些绮罗香泽的气息和缠绵柔媚的情调，使词的内容和风格大大得到充实和提高。
南渡以后，宋、金虽也时常发生战事，在外交政策上，却总是主和派占胜，并以淮水、大散关为界，每年纳角几十万两，绢几十万疋，称臣称侄，无非想图一个偏安，而把国格丧尽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得到了将近百年的喘延局面。
江南一带，本来是富庶之区，加以广州、泉州几个大的国际贸易港，年年接济大量的关税，当日的财政，并不窘迫。自南渡以来，中原的衣冠贵族，学士文人，以及事商巨贾都随之南下，于晃在那个时期，不仅把江南一带造成了高度的经济繁荣，同时形成了经济文化的中心地。
今中兴行都已百馀年，其户口蕃息，近百馀万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
翠廉销幕，绛烛笼纱。偏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坠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用密武林旧事元夕）
贵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之号，此语不为过也。
（周密武林旧事西湖游幸）
这里所写的杭州的繁华，几有过于当年的汴京。工商业的发达，宫廷豪门的享乐，市民的欢乐，都呈现着承平的现象，北都灭亡的惨痛，徽、钦被掳的大辱，赔款称侄的奇耻，国势的危害，这一切都被人们忘记了。无怪当日诗人有“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叹了。所谓诗人词客之流，又在狎妓酣歌，大制其艳词绮语了。
张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伎服玩之丽甲天下。......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曾云：众宾既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帘照殿红。一妓执板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廉，谈论自如。
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周密齐东野语张功甫豪侈）
小办，顺阳公（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这请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授简徵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之，音节清婉。姜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办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曰：自琢新词韵最娇，小办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尧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箫，小办辄歌而和之。（陆友砚北杂志）
都城自旧岁孟冬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袄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这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连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还。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诗云......吴梦窗玉楼春云......深得其意态也。（周密林旧事元夕）
在这一种偏安享乐的环境中，不少文学家们，忘记了居痛的现实，醉生梦死，局促于自我陶醉的小天地里，或是描写艳情，或是吟风弄月。于是什么咏蟋蟀、咏蝴蝶、咏新月、咏雪、咏梅花、咏美人等作品，都应时而起。结社填词，分题限韵，一味注意声律的协调，字句的雕镂，典故的堆砌，形成无生无气的柔弱的文风。所谓民族精神的表现，壮烈豪放的气概，在当日的作品里，是渐渐地消灭了。
十三世纪初期，金人的势和虽趋于衰弱，然代之而起，却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元蒙。开始宋朝想和蒙古统治者勾结，借外力来击倒金人，藉此收复失地，以报国仇，不料金亡不久，元兵便指戈南下了。当日的南宋君臣，在那样一个沉溺于酣歌醉舞的情况下，想同强悍的元兵抵抗，自然是不容易的。最终是樊城、襄阳、是相继沦陷，加以一部分守将的不力，内相的昏庸，到了德二年（一二七六），元兵攻陷了临安，虏恭帝北去。后来虽还有端宗即位福州，帝立于崖山，都是昙花一现，无所作为，南宋就是这么亡了。这一次的政治变动，却与汴京的沦陷不同，汴京丢了，还有江南一带的富庶之区，可以栖身命；做皇这仍然可以做皇帝，做官的可以做官，经商的可以经商，享乐的可以享乐。但临安一陷，无可退避，退福州追到福州，退崖山追到崖山。外来的大刀铁马，民有的一切都毁灭得乾乾净净。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国破家亡的苦痛，对侵略者的反抗与愤恨，燃起了强烈的火焰。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颜以中书右相统兵入杭，宋谢、全两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仪者，题满江红词于驿云：“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г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肝从容，随圆缺。”昭仪名清蕙，字冲华，后为女道士。......又岳州徐君宝妻某氏，亦同是被虏来杭，居韩蕲王府。
自岳至杭，相从数千里，其主者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将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诺，即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词曰：“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了无田。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陶宗仪南村轰耕录卷三贞烈）
这些词是否真础于王清蕙、徐妻之手，我们不必去管他，但在这些沉痛的句子里，真实地表现了亡国之恸，离乱这情。同时也可看出就是那样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也都抱握着抗敌全身的正义感，情愿遁入空门，或是投池自杀。陶宗仪在这段记载中并说：“噫！使宋之公卿将相，贞守一节若此数妇者，则岂有卖降覆国之祸哉？宜乎秦贾之徒为万世之罪人也。”可谓慨乎言之。因此这一类作品，在宋末的文坛，放出异样的光彩。它们的价值，并不在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之下。是的，那些词家的作品，在音律与辞藻的艺术上，可能要高雅典丽的多，但是他们却缺少淋淳饱满的血从，活跃热烈的生命，和鼓舞人心的悲壮感情。
把这种思想情调反映于文学的，是南宋遗民的作品。是的，那一般人虽说在政治上文坛上没有什么显著的地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都凄凉激越，沉痛而又有力量，决不是专在形式上讲一点文采和声律的那般空泛，也不是专在作法上讲什么拟杜拟韩的那么空虚。他们是拿着诗或词，来表现心中的愤恨哀伤中，有国恨，有家愁，有妻离子散的哀痛，有社会离乱的影子。因此显得有骨有肉，有显得格外的悲壮而坚实了。
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虽是软弱无力，然而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思想，在那几百年中却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惮书院的设立，开展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如白鹿洞书院、狱麓书院、石鼓书院等，在北宋初期就出现了。这对于宋代思想文化的交流与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是印刷术的应用与提高。雕版印刷起于隋初，唐末五代已逐渐流行，到了宋仁宗年间，毕发明了用胶泥制字模的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提高了一大步。印刷术的普遍使用，对文化的普及与傅播，重要作用。再由于过去长期的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的融化，到了宋朝，形成了在中国思想界有名的理学运动。一方面因为应工商业发达和城市生活的需要，市民文学的戏剧在本得以繁衍发展。同时，和当代的理学思想取着一致步调的，是儒家道统文学思想的进展。由当代社会环境的要求，在唐代韩、柳曾提倡过、至晚唐、宋初遭了挫折的散文运动，到了北宋，得到了很好的成绩，推动了中国散文的发展。诗到了宋朝，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诸家的创作及南宋遗的悲歌慷慨之音，都各显出了时代的特色。因了这种种力量，形成了宋代文坛的活跃绚烂的气象，形成了宋代文学思想界多方面的斗争。关于宋词的成就，将在后面作较详的叙述。
○二 宋代的古文运动
△西昆体与反西昆体的斗争
中唐时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在反对骈体建立散文的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不够普遍和深入。到了晚唐，由于李商隐、段成式诸人骈俪文风的兴起，古文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李商隐的诗文，有他的艺术成就，也有他的缺点，并且他也善作古文。但他那些好用典故和追求辞藻华美的诗歌和骈文，给予宋初文坛以不良的影响。在宋初盛行一时的西昆体，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一个形式主义的文学流派。
西昆的领袖是杨亿、刘筠与钱惟演。他们俱有文名，后同入馆阁，遂主盟文坛，所作诗文，一以李商隐为宗，专取其艳丽、雕镂、骈俪的技巧的一面，而忽略其内容和精神。大家唱和，竞相仿效，这样推演下去，于是那风气就愈演愈烈了。
现存西昆酬唱集二卷，为杨亿所编。参加酬唱者，除上述杨、刘、钱三人外，尚有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骘、丁谓、刁ぅ、张咏、钱惟济、任随、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诸人（原为十八人，中缺一人）。卷首杨亿序云：
予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予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楷模。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弃，博约诱掖，之同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刂。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护益以居多；观海学山，叹知量而中止。......其属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为二卷，取玉山策符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尔。
这里讲的虽是诗歌，但他们喜作骈文，华艳之风，又与诗歌一致。在这短短的序里，可以看出他们作品的特色是“雕章丽句”，他们作品的产生，是由于“更迭唱和”。“雕章丽句”，只注意对偶工巧、音调和谐和字句美丽而已，都是属于作品的形式。“更迭唱和”，只是一种应酬的动机，夸奇斗艳的游戏，没有创作热情的要求和表现。虽然在用字的精工铸上下了一些功夫，但内容贫乏，价值不高。他们的诗是如此，文也是如此。四库提要云：
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这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ㄎ扯之讥。
这批评是较为全面的。然而这一种风所，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当日时代还比安定，故能在文坛上盛行三四十年。杨亿序中所云“脍炙人口”，欧阳修所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也就可知当日西昆势力之盛了。
华靡文风当日虽是风靡天下，然而一般较有进步思想的作者，感到很不满意。
他们在文坛的名望虽无杨、刘辈之大，不容易激起很大的力量，但他们是带着严肃的态度，在那里写作和当日文风完全相反的作品。如王禹、范仲淹诸人的古文，寇淮、林逋、魏野诸人的诗，或以平浅质朴的散体说理记事，或以清醇平淡之音，表现责自然的生活，一扫淫靡文风的富贵气与浮艳气，而归于质朴无华、不事虚语的平实境界。他们因为未曾在理论经上积极地起来反抗西昆，只是要和上消极地取着不同的态度，故他们一时未能在当日的文坛，造成有力的运动，对西昆派正式加以严厉的攻击和批判的，是始于理学家石介（一○○五～一○四五），介字守道，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时称徂徕先生，曾任国子监直讲等职。他在怪说中说：
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尤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惟闻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畴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则为怪矣。夫书则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之洪范；诗则有大小雅、周颂、商颂、鲁颂；春秋则有圣人之经；易则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多丽，浮豹纂组，玩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为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这穷妍极态，缀风月，武花草，淫巧侈丽，浮豹纂组，其为怪大矣。
他对于西昆派的领袖杨亿的攻击，是很有力量的。但他的文学思想，处处将文学与圣道联系起来，宣扬腐朽的封建道德，并将尚书、周易同三百篇一同视为文学的正统，将尧、舜、周、孔一同视为文学作家的典范。宋代道统文学基础由此初步建立，后来许多道学家对于文学的观念，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演进的。
比石介略早，在文学上同样鼓吹复古运动、主张文道合一的思想的，还有柳开、孙复、穆修诸人。他们虽非文学家，但对文学的见解，在文学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他们的言论里虽难免有繁复之处，归纳起来，不外“明道”、“致用”、“尊韩”、“重散体”、“反西昆”五点。总之，他们的意见，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但对西昆体的激烈反抗，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与道的关系，在荀子、扬雄、刘勰、文中子的作品里，早已讨论过。到了韩愈，他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并重，于是道统与文统，紧紧地联系起来。他在原道中云：“尧以是傅之舜，舜以是傅之禹，禹以是傅之汤，汤以是傅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傅之孔子，孔子傅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傅焉。”
他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志，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都者也。”他在这里明显地提出了一个道的系统，同时也就提出了一个文的系统。韩愈自己是自命为这个道统与文统的继承人的。在道统上是极力地排击与儒道不相容的释道思想；在文统上是尊经重散。宋代的文学思想，一般是继承韩愈所倡导的运动，到后来那些顽固的理学家，更是变本加厉，而走到了道统的极端，几乎把文学的价值否定了。因为如此，他们第一重视的问题，便是道统问题。
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
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圣主讲得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两仪之体，布三纲之象，全五常之质，叙九畴之数。道德以本之，礼乐以饰之，孝悌以美之，功业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纲之，号令以声之。灿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爷子之义也，和然其夫妇之顺也。尊卑有法，止下有纪，贯贱不乱，内外不渎，风俗归厚，人伦既正，而王道成矣。（石介上蔡副枢密书）
夫学乎古者氢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中者爵禄之谓也。
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中名者无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与其为名达之小人，熟若为道穷之君子。......学之正伪有分，则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穆修答乔书）
在这些文字里，他们一致主张道是主体，文学只是道的附庸。“文章为道之筌也”，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因为要达到明道的目的，因此但强调“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之华于辞”的重质轻文的嘛张。其次，他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是致用，致三纲五常之用，要有劝导的教化的实际功用，那便是诗序上所说的那一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的儒家教化的社会效能。
文籍之生于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则用则为常法，无道则而为具物，与时偕者也。夫所以观其德也，亦所以观其政也，随其代而有焉，非止于古而绝于今矣。
（柳开上王学士第四书）
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明诸内者敌可以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孙复答和氵ぁ书）
介近得姚铉唐文粹及昌黎集，观其述作，......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大者驱引帝王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豹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石介上赵先生书）
文学能达到“明道”的地步，便可达到“致用”的目的。到这时候，“明道”
与“致用”发生了因果的联系作用，百成为文学的最高准则。韩愈的文章是好的，同时他在作品中文又大事宣传儒道，尊圣宗经，排除异端，谏迎佛骨，在石介们看来，韩愈确实合了他们的标准，算得是道统与文统的继承人，因此一致发出尊韩的论调，被晚唐、宋初的文风压抑了将近百年的韩愈的思想和作品，到这时候，又复活起来。
欧阳修、苏轼诸家都受了韩愈的影响孔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
吏部为贤人之至。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有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鸣呼，至矣。（石介尊韩）
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王禹答张扶书）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先生之文则谁欤？（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
他们对于韩愈这样一致的推崇，因为他一生学道能文，二者兼重，他持有道统与文统的双重资格。柳宗元虽没有道统的地位，然因其对于古文运动的赞助以及其散文的优越成绩，成为韩派的重要支持者，于是宋代尊韩的思潮中，他也成为一般人重视的对象了。“明道”、“李杜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这是他们对诗歌表示不满意的态度，；而认为只有散体古文，才能达到“辞严义密，制述如经”和明道致用的功效。所以他们不重视诗人李、杜、元、白之流，而只推尊古文家韩、柳了。
子责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事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柳开应责）
柳开在这里，把尊重古文的理由说得非常明白。古文的特点并非在其辞涩言苦，使人难计，而在于古共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垂教于民的种种好处，产苴他又宜于用质朴平浅的言语表达出来，不致于发生辞华于理的弊病。在他们这种“明道”、“致用”、“尊韩”、“重散”四个主旨之下，对于当日风靡天下的“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豹纂组”的西昆文风，自然要一致地加以攻击和反对了。
复自翰林杨公唱淫词哇声，变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晦晦，不闻有雅声。尝谓流俗益弊，斯文遂丧。（石介与君贶学士书）
今夫文者以风€为之体，......雕镂为之饰，组绣为之美，浮浅为之容，华丹为之明，对偶为之纲，郑、衙为之声，浮薄相扇，风流忘返。（石介上蔡副枢密书）
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
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旨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其人敬无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坚，则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噫！仁义忠正之士，岂独多出于古而鲜出于今哉。亦由时风众势，驱溺梁之使不得从乎道也。（穆修答书）
在这些文字里，他们对于西昆派的攻击固然是激烈厉害，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日西昆声势的浩大，而从事古文运动者，确是势孤力薄，工作是很艰巨的。正如穆修所说，提倡古文的人，大都被排诟罪毁，目为怪异。既非富贵利禄之门，又得不到先辈师友的奖誉。加以这些人物，在创余步同有成绩，虽说他们的理论有相当的力量，但对于当日的文风，不能发生大的影响。因此，真能复兴韩、柳的功业，傅布石介、穆修诸人的理论，一扫西昆浮艳之风，在文坛上卷起了巨大的变动的，是不得不待之于欧阳修了。
此外，关于宋代古文运动家承前启后的渊源和过程，在范仲淹的尹师可南集序里，也作了较概括的介述。他从韩愈、柳开、穆修、尹洙、直至欧阳修这些人在古文运动上的成就，都给以很高的评价，“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可见当时对古文运动家的评价，也是从“文”与“道”的关系上来推崇他们，肯定他们的。范仲淹是宋初人，也是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对于“专事藻饰，破碎大雅”的文风尤为不满，因此他这篇文章，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欧阳修与古文运动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卢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幼孤家贫，在母亲郑氏的严格教育下，刻苦学，学问猛进。天圣八年，中进士，官馆阁校勘。这时期发生了吕夷简与范仲淹在政治上的斗争，欧阳修站在进步的范仲淹这一面。后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也被贬夷陵。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受了不少挫折，出任地方官多年，但了担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更乐于提拔人才，奖引青年。宋史本传说：“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苏洵父子、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曾巩诸人，都是在他直接间接的培养和鼓励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作家。他有这种群众基础，才能成为当代古文运动的领袖。
欧阳修在古文运动方面的成功，因为他不是专发议论，同时在作品上表现了优秀的成就。他不仅是散文大家，诗、词、文，都是一代名手。无论赞成他的或是反对他的，都对他的作品表示钦佩，决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迂腐顽固的理学家。加之他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威望很隆。再有他的朋辈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的切磋，门下士苏轼、曾巩、王安石的推动，便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而达到较韩、柳时代更普遍的成就。欧阳修在文学思想方法，远与韩、柳，近与石、穆诸人，大致是相同的，但是他的特色，是重道又重文。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为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与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馀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曾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保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众人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辈也。（送徐无党南南归序）
他所说的“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学者当师经，......则发为文者辉光”，正表明他重道又重文，先道先文的观点。“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专重文而轻道，他当然是反对的。
予为童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之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取科第擅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
“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
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馀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记旧本韩文后）
可知石介、穆修他们虽是努力地鼓吹尊韩，但在那时候，一般人都还是从事杨、刘的时文，以图博取科第功名，不仅作韩文者少，就连昌黎文集，也并不流行。要等到欧阳修补缀校定，鼓吹提倡以后，韩愈的精神，才正式复活，韩文也就大行于世，而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了。那时候，西昆体已统治了宋初文坛将宾半世纪，作风愈演愈卑下，自然为一般有思想的文学青年所不满，急思有所改革，加之当日哲学思想逐渐发展，需要一种简明的文体作为表达的工具，那种专事雕饰的骈体，自不为时流所欢迎。并且因印刷术的进步，教育日渐发达，那种骈丽的文体，更不宜于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广大市民的需要与实用。
欧阳修在这一个时代环境下，上继韩、柳，并与石、穆呼应，因此这一个文学运动，便在他的手下形成了。加以许多有力的同道者，都从事支持推动，重要的如苏舜钦、梅尧臣、三苏、曾巩、王安石诸家，或从事散文的创作，或从事诗风的改革，都是宋代文坛上有名的人物。风势所趋，彼呼此应，古文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风发生了转变。唐、宋八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明人称为唐、宋古文八大家。）而成为后人的典范。这结果，在曹中由律赋产生了散文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再如那种“锦心绣口、骈四俪六”的骈文，也变成古雅的散行了。陈师道云：“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封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清孙梅也说：“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古雅，争胜古人。”至于宋诗的散文化与议论化，那是人人所知道的宋代诗歌的特色。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这一次的运动，在宋代文坛所发生的重大影响了。这种功绩，自然不能归之于欧阳修一人，然而他实在是这一运动有力的领导者。难怪苏轼序欧阳修的居士集时，对他要大加称颂了。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馀年而复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馀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体乐仁义之宝，以合于大道。
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主，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华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馀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苏氏立论的范围，虽极广泛，主旨却很分明。欧阳修在转移风俗与改革文学两方面，确有不配的功绩，说他是宋朝的韩愈，是比较当的。
欧阳修所提倡的文学改革运动，虽时时以明道、致用等口号相标榜，但仍有文道兼营、二者并重之意。他重视文与道的联系，也注意到道与文的区别。三苏在这一方面，更有重文的倾向，所以他们父子的议论也较为活泼，而尤以东坡之论为佳。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江行唱和集序）
他这些理论，都是说的艺术境界，绝不是道的境界。所说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词达，和“不能不为之为工”的现象，都是指的艺术的最高成就。再哪苏洵、萝辙论文时，每喜为孟、韩作例，然其所论，都是从文的风格与气势而言。试读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和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意思是很明显的。
欧、苏、王、曾在散文的创作上，都有很高的成就。他们的长处虽各有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语言纯洁准确，逻辑性很强，有高度的表达能力。议论的是透辟，叙事的是生动，写景的是自然，抒情的是真实。通达流畅，气势纵横，为其显著的特色。他们的散文，是在韩、柳的基础上，在应历史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好的作品很多，且举欧阳修、苏轼的两篇短文为例。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遗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匀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尤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傅。（欧阳修五代史伶官傅序）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参寥师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人虽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饮，往憩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诚老弹雷氏琴，作悲风晓角，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沧瓜李。遂黄绿小，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堂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铒，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余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闽中，以后曾未可期，请余记之，为异日拊掌，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苏轼黄州访海棠）
前面为议论文，简炼有力，文虽短小，特具波澜。后篇为游记小品，文笔清新秀丽，用笔生动。东坡这类作品，最有特色。如记承天寺夜游云：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将叙事、抒情、写景紧密结合融化起来，不知是诗，还是散文。再如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苏氏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秋声赋等篇，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石氏尽苑记、范文正公文集序、书蒲永尽绑、书吴道之尽绑、文与可尽谷偃竹记、前后赤壁赋，都是较好的作品。东坡的书信，尤有特色。
△理学家的文学观
宋代的文学思想，到了理学家，才正式建立起道统文学的权威。他们过于重视圣道和经学，走到文学无用论和载道说的极端。在理学家的眼里，完全为为道学气所掩蔽，不能认识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韩、欧论文，虽时以“志乎古道”
和“道至而文亦至”为言，还没有正式说出“文以载道”的口号。载道之说，实始于理学家周敦颐。他在通书文辞一节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傅焉。贤者得以学而致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周敦颐虽是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口号，但他的议论，却还不过偏，他虽以载道为第一义，虽是反对专讲装饰或饰或是空虚的车子，但只要载的是道，装饰美丽的车子，也还是有用处的，他所反对的是“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那样的“艺”，在这里可知他并不完全否认艺术的价值。但到了程颢、程颐，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他们觉得美丽的车子，根本就不能载道，因为车子装饰太美了，那载的道，将为美所蒙掩，道反而变为附庸，而不为人所注意了。在这种地方，他连前人所推尊的韩愈也发生不满，而发出最偏执顽固的学文害道的倒学之说了。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没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
（二程遗书十八）
前人所推崇韩愈的，是说他能“学文而及道”，但在二程看来，这是错误的。
圣人有道德，自然就有言，我们所学的程序，应该是修道德。道德是本，文章是末，世上那有学末而及于本的道理。正如刘敞所说：“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文学观念达到了这种境界，不仅文艺的诗词韵语为他人所鄙视，自然对于韩愈、欧阳修那一般人的作品和思想，也都要感着不满意了。他们这样重视道，道便成为一个至尊的神圣的东西，高出一切，落得文学与异端同类了。“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二程遗书十八）他这里所说的文章，并不专指西昆派那类的丽词绮语，就连欧、苏辈的文章，自然也是包括在里面的。文章既与异端并举，自然学文好文之事，都是害道的了。
向之云无多为文与诗者，非止为伤心气也，直以不当轻作尔。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这赘言也。
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程颐答朱长文书。一说为程颢文）
部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僻，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
古之学者惟务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二程遗书十八）
议论走到这种地步，真是太顽固了。他们否认文学的任何意义与价值，把作家看作是俳优，把文学看作是异端，把从事文学的工作，看作是玩物丧志。程颐说过：“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晴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
（二程遗书）在理学家看来，六朝淫风，西昆艳体，固不必说，就连韩愈的学文，骂为倒学，杜甫的诗，评为无用的闲言，其他的作品，自然是更不必提了。到了二程的著名弟子杨时，则将司马迁、司马相如、韩愈、柳宗元等的文学成就，全都加以贬抑。他说：“元和之间，韩柳辈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矣。自汉迄唐千馀载，而士之名能文者，无过是数人，及考其所至，座未有能倡明道学，窥圣从阃奥如古人者。”（送吴子正序）这种论点，不仅取消了文学的独立的作用，实际上也把所谓“道”抽象到神秘、虚无的地步了。
△朱熹
在道统文学家中，最有代表笥的是朱熹（一一三○～一二○○）。熹字之晦，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间进士，终实文阁待制。他本是一个渊博而有判断力的学者，是宋代理学家中最富于文学修养的人。他的清邃论诗，有不少独到之见，但他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正与二程相同。他在朱子语类卷一三和中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哩下饭耳。
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这与周放颐的载道说，二程的倒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周公、孔子，口里只谈道学道，于是文学艺术的一点生机，全被这道学压死了。他说：
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盖不必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咏歌，画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孟轲氏没，圣学失傅。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辨，列御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傅、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之于言。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豹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盖亦长扬、校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足论。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敝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氵斤其源而有曾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
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焉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傅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忆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
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共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抑又尝以其徒之说考之，则诵其言者，既曰：“吾老将休，付子斯文”。而又必曰：“我所为有文，必与道俱。其推尊之了，既曰：“今之韩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
者以张其说。由前之说，则道之与文，吾不知其果为一耶为二耶？由后之说，则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与韩、欧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唐志）
且如欧阳公初间做本论，其说已自大段拙了，然犹是一片好文章头尾。......
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傅，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怀张，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
如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到得晚年过海，做昌化峻灵王庙碑，引唐肃宗时一尼，恍惚升天，见上帝以宝玉十三枚赐之，云中国有大灾，以此镇之。
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宝云云。更不成议论，似丧心人说话。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分胆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这是一篇最有系统的道统文学的宣言，因其出于理学大家朱熹之手，也就显得格外有力量。他的议论，处处有他自己的思想为根据，有条理，有系统，中国过去的学术界文学界，作了一个总评。他不仅攻击那些俳优式的作家和专写风花雪月的作品，连韩愈、欧阳修、苏东坡也一概骂倒了。他这种思想，因理学势力风靡天下，渐次浸润人们的头脑，由凝固成熟，而成为权威。到了朱熹的再傅弟子真德秀，他选了一部文章正宗同昭明文选对立，有意识地来贯彻理学家的文学主张。他在序文中说：“今行于世者，惟兴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胝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刘克庄、顾炎武对此都表示不满。顾氏说：“六代浮豹，固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不过乎？”（日知录）
这部在后代虽不流行，但在当日理学盛时，是很有影响的。
淳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
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周密癸辛杂识）
这是道统文学对于当代文化教育的影响。西昆体盛行时，非华文不能干录；现在非尚性理，非能书、语录不行了。加上这种实际的用处，于是他们这种叻想更普遍于社会，深入于民间了。师友间以此规劝，父子间以此教育。作诗作词，是玩物丧志，阅读小说工曲，是经薄恶劣的行为，而成为学校家庭的所不许了。
在一般人们的头脑里，只有周、孔一类的圣贤偶像，只有四书、五经一类的古典文献了。这种观念和现象，是宋代道统文学建立起来以后，所发生的不良影响，也就是理学对于文学的压迫。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有一则云：
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宫，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行，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盗”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由此可见，理学家对于宾顽固态度，真是走到极端了。所谓文学作品，大都是“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成为封建社会教育家以及家长们的共同信条了。人人都想要做圣贤，不要做文人，因为文人是俳优与浪子的别号，为一般卫道者所不容。程颐有一次偶然听到人家读晏几道的词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过谢桥”，他连忙摇手说：“鬼语鬼语。”高士陈烈遇着朋友们的绮筵艳曲诗，吓得跳桥而逃。在这种地方，理学家是把文学看为邪魔外道，若一接触，似乎就会损害他们的道行。他们这一种思想与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因此，在过去封建社会的七八百年中，小说戏曲一类的作品，虽在民间普遍流行，然始终汉有登大雅之堂，始终得不到文学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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