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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桐城之学？我们还得附带涉及某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古文家。
桐城之学重在有物有序。有物，指考据、义理而言；有序，指词章言：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文求有物，已不容易；文求有序，尤为困难。由有物言，欲其明道，必有入理之功；欲其征实，须具考证之学，然而义理又不能落于腐，考据也不能陷于杂。──义理须求其贯通，始不见。这是有物之难。何况有物更须求其有序！同一有物之语，不刿心刳腹以出之，则不成为文；不中乎法律以肖乎古人，则又不成为古文；不创意造言使吾之心胸面目声音笑貌显现于文字之中，则更不成为自己一家之古文。一方面欲逼肖古人，一方面又欲不袭其貌；一方面欲中乎法律，一方面又欲深究乎古今文家之变。这又是有序之难。
有物有序之说，言之甚易，而为之实难。于是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之合一，殆为事实上所不易为。非惟不易为，由桐城文之作风言之，尤其为不可能。桐城之文，“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这是昔人早有定评了。此其故，即因桐城文规范震川，而归氏之文即是曾国藩所谓“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那么桐城文规模之狭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欲于小规模的抑扬吞吐之中以容纳复杂的思想，殆为事实上之所不可能。这在桐城文人中就有这种现象。桐城文人之所得，多在有序之词章，惟方植之（东树）则重在有物。然而植之自言其文，于姚门不及管异之（同）梅伯言（曾亮），这即因管梅之学不如植之，所以吹皱了一池春水，起些小小波澜，尚能觉其情韵不匮。至如植之之义蕴繁富，大开大阖者，便似溟渤之涛，海宁之潮，当然不是文家法度所能限了。植之自序其文集云：“昔吾亡友管异之评吾文曰：‘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无此境界’，吾则何敢自谓能然，然所以类是者亦有故。盖昔人论文章不关世教，虽工夫益，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窃希慕乎曾南丰、朱子论事说理之法，顾不善学之，遂流为滑易好尽，发言平直，措意濡缓，行气柔慢，而失其国能。”又于《复戴存庄书》亦云：“仆之文粗而犷气未除，其于古人精纯境地实未能臻。”（《仪卫轩文集》七）据是，可知他的短处正造成了他的长处，而他的长处也限定了他的短处。
事实所限，所以桐城文人只能侧重在有序的词章方面。刘海峰说：“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桐城文人正因词章别有能事，所以所讲求的即在这一方面。植之于《姚石甫文集序》中又说：“唐宋以来，韩、欧、苏、曾、王而外，作者如林，曾不多觏其匹，独明归熙甫氏出，始有以得夫古人深妙之心，而以续夫数百年不传之秘，日久论定，无异喙矣。”（《考集文录》三）故所谓桐城之学，实即从学习归熙甫得来，自谓续数百年不传之秘，自谓得古人深妙之心而已。
然则桐城文人对于所谓有物之学即所谓义理考据云者，又怎样呢？我们假使明白上文所述桐城之学的真相，就可知他们讲义理，讲考据，都不成为学，而只是对某种学问所取的态度。他们对于义理考据，如何求其贯通，如何求其融化，乃至如何求其适用，这才是他们所注意的问题。他们原不欲以某种学问自限，所以他们之学不成为学也不足为病。
在当时，考据之学盛极一时，而姚惜抱已诋汉学破碎，至方植之更扬其波，著《汉学商兑》一书以攻击汉学。他们所以如此，即因他们的立场与汉学根本不同。他们以为学问有心得，无别于汉宋；他们又以为学问能受用，必体于身心；因此，宁愿侧重于义理方面，而有取于考据者也不过认为学问之一事而已。方植之《汉学商兑》中说：“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是则桐城之学虽不成为学，却不妨成其为学之大。
为学之大，原不仅桐城文人看到这一点。章学诚也说过，乃至与他们立异的戴震、段玉裁也说过。不过戴氏谓“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与方希原书》）那便轻视词章了。段氏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载东原集序》）那便以考核为本了。至于桐城文人虽不以词章为本，却颇以词章为重。此种倾向，在刘海峰已是如此，至后来汉学宋学均渐衰微，而桐城文派犹有余烬，于是更有专重词章的倾向。李刚己之论即是如此。李氏，南宫人，是吴挚甫的门人，其《续皇甫持正谕业》云：“道者文之实也，而有时行若周程，其文不能工；学者文之本也，而有时博若郑马，其文不足贵。故博其材不若精于法，明其义不若浃于神。理有时而倍，事有时而乖，考之于古或不合，措之于时或不宜，而其文则通于微，合于冥，探乎万物之情状，而深入乎天下之人心，皆所谓天下之至文也。而况于无其弊者哉！”（《吴门弟子集》三）这样说来，词章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不必附丽于义理或考据。
这固是极端的例。其实桐城文人即使重视考据，也不过以古文辞不能不重内容，不欲仅以机轴、气体、格律、声色为之，所以不废考证而已。陈硕士（用光）《复宾之书》云：“吾师（姚鼐）之所谓考证，岂世之所谓考证乎？”（《太乙舟文》五）又《与伯芝书》云：“观韩柳诸君子集中所论辨者，无考证之名，而何一非考证乎？”（同上）那么，名同而实异，他们虽也用考证之名，但与当时乾嘉学风显然不同了。于是，他于《复宾之书》中再解释其义云：
用光尝因吾师之说，而推以合乎宋儒格物致知之学。盖今之言学者咸以适用为要矣！而考其见诸事者，或失则重，或失则轻，或畸轻而畸重，或前重而后轻，欲兴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兴，欲去害而不知害之所由去，机有由伏莫省其度，流有必滥莫塞其源，苟诩其见之所及，而不知不合乎古人永终知敝之道，其原由于知之不致，故意不能诚，而事不能辩也。以是知格物致知之说之不可易，而循吾师考证之说，则于宋儒之学，未必其无所合也。用光之意盖在乎是，固非欲以名物象数之能，考证矜其博识也。（《复宾之书》）
盖他以为考据之病，即在碎小，如合以宋儒格物致知之学，则考证固不足以为病。桐城文派本与汉学远，与宋学近。所以他再说：“世或谓考证之学足以累文辞，是不然。将由夫搜举细碎矜名物之偶获以为美与？是为考证学者之所不敢也。岂徒病其文，固已病其学。将由夫明辨审问以助笃行与？是君子之所以畜德也。既已有其学，自必有其文。”（《太乙舟文》六，《龚海峰文集序》）时而以格物致知为考据，时而以明辨审问为考据，于是同一考据之名，而与时人之所谓考据，便不很相同了。不仅如此，即与陈氏讨论此问题的鲁宾之（缤），其所谓考据，也不是阎百诗（若璩）一流之考据，而是郑樵马端临诸人之学问，他们不欲攻辨于一物之小，一事之异，而欲能于成败兴衰治乱之理，制度因革损益之故，究其大者远者，而求其致用。（见《宾之文钞答陈硕士书》）这样解释考据，当然可与义理相合，而且也可与词章相合。因此，我说他们毕竟还以词章为中心，毕竟不重在考据。考据，由桐城之学来讲，只是一门面语。
基于义理，也是如此。硕士《上钱辛楣书》中有云：“夫子之文章，子贡以为可得而闻，诚以性情之际，惟文为深。昧乎此，措之于事为则悖，形之于威仪则野，然则所谓性与天道者要亦不外乎此。”（《太乙舟文》五）于是性与天道即在文章中间，而义理与词章遂真可以相合了。这样讲法，仍是以词章为中心。方植之《复姚君书》云：
是故吾修之于身，而为人所取法莫如德；吾饬之于官，而为民所安赖者莫如功。若夫兴起人之善气，遏抑人之淫心，陶缙绅，藻天地，载德与功以风动天下，传之无穷，则莫如文。故古之立言者与功德并传不朽。（《仪卫轩文集》七）
又《与罗月川太守书》中说：
古者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由于学，语其要曰修己治人而已。是故体之为道德，发之为文章，施之为政事。故通于世务，以文章润饰治道，然后谓之儒。（《考集文录》六）
这样说，修己之道即所谓德，这是形之于威仪的；治人之道即所谓功，这是措之于事为的。所谓文以载道，亦即载此而已。载此，所以桐城文人之于义理，也不是徒衍宋儒语录为能事；必须适于时，合于用，才尽文之功能。因此，他们所谓学，所谓考据，无宁偏向到郑樵马端临诸人之学，究其成败兴衰治乱之理，制度因革损益之故。方植之《辨道论》云：“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苟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故同一言也，失其所以言之心，则言虽是而不足传矣。”（《仪卫轩文集》一）可知陈陈相因，徒摭一二古昔圣贤之旧说，在他们看来，已是失其所以言之心。他们所究于成败兴衰治乱之理，制度因革损益之故，不仅通乎古，还须适于时。因为适时之言，才是体会有得之言。管异之《蕴素阁全集序》云：“无得于己而剽窃古人，是谓无情之辞；无当于道而涂泽古语，是谓无理之作。之二者是为伪体而已矣。”（《因寄轩文》二集）是则他们之讲义理，显然又与宋明儒者不同。义理，由桐城之学来讲，也只是一种门面语。
这样层层剥落，那么桐城文人之所谓义理考据，真如章太炎所谓“援引肤末，大言自壮”了。（见《检论》四）但是他们却善于自占地步，于是尽管用义理考据之名，却并非一般人所认识的义理考据之实。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合考据于义理，同时再合义理于词章，而姚惜抱论文遂有所谓“官文书”之称。（见《惜抱尺牍》中）至方植之则因载道与适用的关系，更重在官文书之文。其《复罗月川太守书》云：
且就官文书言之：如《春秋》一经，荆公斥为断烂朝报，此真官文书也；而大义炳如，圣笔谨严如彼。推而上之，二《典》三《谟》周《诰》殷《盘》，凡圣帝明王贤臣硕辅，所用明治化，陈政事，孰非官文书耶？┅┅要之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东树前论古人文章皆由自道所见，得阁下引贾谊书证之益可信。盖昔贤平日读书考道，胸中蓄理至多，及临事临文，举而尽之，若泉之达，火之然，江河之决，沛然无所不注，所以义愈明，思愈密，而其文层见叠出，而不可穷；使待题之至而后索之，乌有此妙哉！（《仪卫轩文集》七）
这样一说，于是经世之言，所以归于有用，其故仍在于平日考道之勤，蓄理之多。载道与适用，便可见其相互的关系。所谓“体之为道德，发之为文章，施之为政事”者，正可于官文书见之。不仅如此，这样一说，于是文之有物，又正所以助其文之有序。“义愈明，思愈密，而其文层见叠出而不可穷”，有物有序，也可见其相互的关系了。“文之所以不朽天壤万世者，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这是他《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中的语。我们于此，可以知其文论之一端。
这是所谓桐城之学之一面。
植之《切问斋文钞书后》云：“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亻背。”（《仪卫轩文集》六）于是他再讲到治文之法。治文之法，“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方东树《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于是要善因善创二者兼顾，所以说：“文章之难非得之难，为之实难。”（同上）他再以水为喻：
尝观于江河之水矣！谓今之水非昔之水耶？则今之水所以异于昔者安在！谓今之水犹昔之水耶？则昔之水已前逝，今之水方续流也。古之人不探饮乎今之水，今之人不扳酌乎古之水，古水今水是二非一，人皆知之；古水今水是一非二，则慧者难辨矣。嗤嗤者日饮乎今之水，有人曰我必饮乎古之水而不饮今之水，则人必笑之矣。嗤嗤者日饮乎今之水，有人曰若所饮今之水，实仍即古之水，则人猝然未有罔于心而中夫惑疾者也。（《答叶溥求论古文书》）
他于文章方面，欲求其通，不欲以其形貌之离合，强分高下。得其同则古水今水是一非二。于是他再说：
夫有孟、韩、庄、骚而复有迁、固、向、雄而复有韩、柳而复有欧、苏、曾、王，此古今之水相续流者也；顺而同之也。而由欧、苏、曾、王逆推之以至于孟、韩，道术不同，出处不同，论议本末不同，所纪职官名物时事情状不同，乃至取用辞字句格文质不同，而卒其以为文之方，无弗同焉者，此今水仍古水之说也；逆而同之也。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湿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气脉也。（同上）
那就折入到治文方法了。古今之文面目尽管各异，而性质则同，气脉则同，为文之方无弗同。是则他之师古，只是师其为文之方而已。苟能取其为文之方，即是得古人深妙之心。既得其心，又何必袭其貌！所以他又从这一点以说明师古而不袭古的理由。所以他说：“为文之道，非合之难而离之实难。”（同上）
“虽然，合可言也，离不可言也。故凡论文者苟可以言其致力之处，惟在先求其合，苟真知所以为合，则以语于离不难知矣。”（同上）因此，古文家之所谓法，即所以求其合。这即是文章真传，这即是为文之方。论到此，桐城文派所矜言之义法，所视为自得之评点之学，在他人觉其无聊者，而在桐城文人看来，方且认为是真知灼见。方植之于《合刻归震川圈识史记例意刘海峰论文偶记跋》一文中云：
或曰：自昔作者第以其文传而已，未有举其所以治文之方而著之为言者。若此，则几于陋欤？余曰：然。凡后人之所言，皆前人所不言。非不能言之也，以为吾不言而使人以意逆之，则其思之深，得之固，而其味长。言之愈悉，使人习口耳而不察，道听涂说，不得其所以言之意，反以亵吾至教。古之达者，盖深有见于其得失如是，故不惟不暇，亦不敢，非第为其名迹近陋，避而不为也。然则二先生之虑，不及是欤？是其言当从弃置而不足采欤？是又不然。凡后人之所言多前人所未尝言。孔子之系《易》，由伏羲观之则陋矣。汉唐以来儒者说经所发明，由先圣贤观之皆可曰陋。然而至于今而传法不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有明也。（《仪卫轩文集》六）
由植之此文，再看章实斋《文理》篇便知言各有当，而实斋所言，似也未必能折服桐城文人了。植之在此文中关于陋不陋的问题，还以为“是二说者，学者两择之而取衷焉可也”。这还是比较和缓的口气。至其《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则正为评点之学张目。双方针锋相对，各坚壁垒，煞是好看。他说：
古人著书为文，精神识议固在于语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义用或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则又有识精者为之圈点，抹识批评，此所谓筌蹄也。能解于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传之心，所以可贵也。近世有肤学颛固僻士，自诩名流，矜其大雅，谓圈点抹识批评沿于时文伧气，丑而非之，凡刻书以不加圈点评识为大雅，无眼愚人不得正见，不能甄别，闻此高论奉为仙都宝诰，于是有讥真西山、茅顺甫、艾千子为陋者矣，有讥何义门为批尾家学者矣，试思圈点抹识批评亦顾其是非得真与否耳。岂可并其真解意表能得古人亡已不传之妙者而去之哉！（《考集文录》五）
古文之学，在桐城派看来，既成专门，则精妙所在，自非精心浮气，浅涉薄尝者所能了解。为文既别有能事，知文亦别有精诣，则评点之学，一般人视之为陋，在桐城文人便不妨矜为真知。在当时，大家都知道崇古文，然而谁真能合于古文！欲求合于古文，自非得古人不传之妙不可。于是圈点评识以使人识其秘妙所在，这原是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因为不如是不易知古人之甘苦，不能得古人深妙之心。所以说：“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所以说：“文章之难，非真信之难，真知之实难。”（《答叶溥求论古文书》）这样讲，桐城文人之自矜其真知，也未可厚非。桐城文人之缺点，乃在据此不传之秘自矜正宗。自矜正宗，所以招致一般人之非议。学术风气一至分门别户，相激相荡，其言论往往都不免失之偏宕的。
桐城文人如何能得此不传之秘呢？其道又在于精诵。方氏《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云：“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沈潜反覆，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臧，不则心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龃龉而不合。此虽致功浅末之务，非为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当世而垂为后世法，其毕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语人者，实在于此。今为文者多而精诵者少，以轻心掉之，以外铄速化期之，无惑乎其不逮古人也。”（《仪卫轩文集》六）又其《答友人论文书》亦云：“世之为文者不乏高才博学，率未能反覆精诵以求喻夫古人之甘苦曲折。甘苦曲折之未喻，无惑乎其以轻心掉之，而出之恒易也。”（《仪卫轩文集》七）由这样言，桐城文人之独得者，即在反覆精诵而体会有得的治文之法。
桐城文人之于治文之法，何以又须这般讲究呢？植之《答友人论文书》中又说明其理由云：“唐刘希仁与韩欧阳齐名，退之文中亦尝推之，今读其集亦尚不失风轨，然而世未有称其文，甚或不识其名字，彼为文而不务其至，而徒自踊跃于一世者，视此可以惧矣。”然则他人之为古文，即使不能称为非正宗，却不能不称为不务其至。不务其至者不易传，是则桐城文人之致力于浅末之务，就以前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讲，也有它不得已的苦衷了。
一般人没有象桐城文人这般致力于文，当然他们所领略的，不会和桐城文人相同。而桐城文人既这般致力于文，当然也会神经质地自觉有所领略。这是所谓桐城之学之又一面。
陈硕士《与管异之书》云：“夫古文辞传之于世，必才与学兼备，而后能有成。才不可强能而学则可勉致。然学有二：其存乎修辞者，异乎南北朝人之所学，为古文而得其途者知之矣。其存乎学而铢积寸累以求其义理，其所得又有浅深之分焉。”（《太乙舟文》五）是亦足证桐城之学所重的即在这两方面。其一是铢积寸累的义理之学，所以能包赅考证；其又一即所谓修辞之功，这才是桐城文人所独得的地方。故他于《答宾之书》中又说：“格律声色古文辞之末且浅也；然不得乎是，则古文辞终不成。自韩欧而外，惟归震川得此意，故虞文靖、唐荆川皆莫逮焉。本朝则桐城之文，非他人所能及，亦惟在于是尔。”（《太乙舟文》五）当时受桐城影响的文人，大抵都有这种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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