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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讲过，顾炎武与黄宗羲转变了明代的学风，同时也转变了明代的文风。可是，我们这样讲，也不过就一般的趋势言耳，事实上，一种风气的转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在文风方面。所以尽管反对七子，但是毛先舒的《诗辨坻》，叶燮的《原诗》，还是多少接受格调说的主张的，王士礻真所创的神韵说也可以看作格调说的变相的。尽管反对公安、竟陵，而一些浪漫气氛，一些别出手眼的批评，一些打油钉铰的作风，一些灵心慧舌的作品，在文坛还有相当的势力。现在讲的尤侗、李渔就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
尤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艮斋，又号西堂老人，长洲人，所著有《西堂杂俎》、《艮斋杂记》、《鹤栖堂文集》等。
西堂为文，时多新警之思，清世祖见其游戏文，叹为真才子，圣祖又称为老名士，西堂常以此自负。他为人放荡，本不以正统自居，所以他的诗文，也入性灵一路。他说：
诗之至者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风格立焉，华采见焉，声调出焉。无性情而矜风格，是鸷集翰苑也；无性情而炫华采，是雉窜文囿也；无性情而夸声调，亦鸦噪词坛而已。（《西堂杂俎》三集三，《曹德培诗序》）
其论文论词也同此见解。一切诗文既重在抒发性情，当然不主摹拟了。他在《吴虞升诗序》中说：“有人于此，面目我也，手足我也，一旦憎其貌之不工，欲使眉似尧，瞳似舜，乳似文王，项似皋陶，肩似子产，古则古矣，于我何有哉！今人拟古，何以异此！”（《杂俎》二集三）他于《牧靡集序》中又说：“勿问其似何代之诗也，自成其本朝之诗而已；勿问其似何人之诗也，自成其本人之诗而已。”（同上）这虽是一般持性灵说者所常见的论调，而他似乎说得更坚决一些。
然则他是不是成为公安的继承者呢？则又不然。他曾说过：“若夫今之诗人，矜才调者守历下郎琊为金科，凿性灵者尊公安竟陵为玉尺，┅┅两者交病而已。”（《杂俎》一集二，《蒋虎臣诗序》）是则他固不欲偏于一端，以使两者交病。他是以真意为主，而使声华格律为我用而不为我累。他说：
如以诗论，苟无真意，则声华伤于雕琢，格律涉于叫嚣，其病臃肿。若舍其声华格律，而一惟真意是求，则枵然山泽之癯而已，两者交失。（《杂俎》三集四，《月将堂近草序》）
他可谓是公安的修正者，而不是继承者。他的集所以称为杂俎，也是这个意思。他在《西堂杂俎二集自序》中分说“杂”“俎”二字之义。他先引《易经》“物相杂故曰文”之语，以为文不厌杂。“江淹之序杂诗曰，‘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夫楚汉魏晋时地不同若此，而淹乃合而拟之，其名杂也当矣。诗既有之，文亦宜然”。所以他的集不妨各体全备，各格全备。可是既杂之后，则重在组。他说：“杂之取于组者，乐府有《五杂俎》词，沈约之‘五杂俎，冈头草’，王融之‘五杂俎，庆云发’是也。组之取于杂者，《考工》具矣。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其名杂俎者，犹相如之赋合组云尔。”这一节话说得很妙。由组合的普通意义言，只是结集，即把各种体异格异题材异的文合而为集而已。由组合的另一种意义言，则是融化昔人各种格不相同的著作而组合为一。所以杂乃在人，组则在己。他不妨“自唐宋以下时一似焉”，然而正不必局于唐宋的某一家。尽管杂似昔人，仍不碍其为我，因为杂而组之者仍是我。那么，他不妨杂取古人的声华格律，仍有自己的真意。
为要杂取古人的声华格律以存自己的真意，所以不妨运用自己的才情，随处点染，发为聪明的笔调。为要有自己的真意，所以随其个性之自然发展，不欲局于道学思想的范围之中。其《五九枝谭》中说：
杜陵身遭离乱，而《赠妇》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昌黎欲烧佛骨者，而诗云：“艳姬踏筵舞，清眸射剑戟。”渊明寂寞东篱，有《闲情》一赋；和靖妻梅子鹤，有《吴山青》一词。范文正之刚正，而词云：“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欧阳文忠之劲直，而词云：“水晶双枕傍有坠钗横。”故知情之所锺，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为君援笔赋梅花，不害广平心似铁”。今道学先生才说着情，便欲怒目，不知几时打破这个性字。汤若士云：“人讲性，吾讲情。”然性情一也，有情无情，是气非性；有情无性，是欲非情。人孰无情，无情者鸟兽耳，木石耳，奈何执鸟兽木石而呼为道学先生哉！（《杂俎》一集八）
这种大胆反抗道学的主张，很和后来袁枚相象。所以主性灵者大抵也即是封建思想的解放者。
尤侗所论重在以前一般文人看作正统的诗文，所以这种主张和作风，就为同郡汪琬所反对。汪琬有《文戒》一篇，谓“今幸值右文之时，而后生为文，往往昧于辞义，叛于经旨，专以新奇可喜，嚣然自命作者。┅┅倘亦曾南丰所谓乱道，朱晦翁所谓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是也”。（《尧峰文钞》一）大抵当时尤西堂汤卿谋等皆以才子自命，流风所播，很起一些作用，所以汪氏就不得不正言厉声，加以攻击。
李渔作风也是好与正统派立异，不过他不重在论诗文而重在论词曲，所以又与尤侗不同。
李渔号笠翁，兰溪人，所著有《闲情偶寄》，其书卷一卷二皆论戏曲。自元以来，戏曲虽相当发达，但论戏曲之文却并不多。偶有论到，亦多重在音律品第各方面，讲结构的比较少。他则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那么他论戏曲还是明人论文讲法的观念。不过他《闲情偶寄》的凡例中有戒剽窃陈言一条，说：
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涎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
因此，他讲结构，也和明人讲法全是八股家本领者不一样。他讲立主脑，就是现在人所说的主题。他说：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时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
这种问题，在以前的文论中虽也有讲到，但是以前的文是短篇不是长篇，是著述不是文艺，所以在以前不成问题，在他体也不成问题，而在当时的传奇就必须加以指出。那么这种讲法，也就虽旧而实新。他另一节讲减头绪，其实也是立主脑的意思。又如他讲密针线，谓：
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
这也是以前文人所谓起伏照应之法，但也因短篇长篇的关系，性质有些不同。短篇的只成为八股家起承转合的死法，长篇的就是注意到通篇的一贯性。
此外，他再讲到脱窠臼，要重在新奇，但是又不能涉于荒唐。他说：
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节义，性之所发，愈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节义，性之所发，愈出愈奇，尽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后人，后人猛发之，较之胜于先辈者。（此说亦见其《窥词管见》）
这样，又要平时观察得深刻，又有细密的体会，才能“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才能戒浮泛，这种意见也是虽旧而实新。总之，他们反对正统派的见解，多少带一些思想上的解放，这是可取的地方。由于反对正统派的见解，于是重视小说戏曲，这也是他们的贡献。李笠翁再说：“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这可以说是明代公安派以后一般叛离传统的文人比较重要的成就。
但是，可惜他们终究为时代所限，为阶级所限。他们反对了正统派，可是他们反脱离了现实。他们和顾炎武黄宗羲是同时代的人物，而从他们的生活来看，却好似处在两个世界。这就因公安派虽反对模拟的格调派，但同样是唯心论的论调，可能更加强些，所以始终是脱离现实的。因此，金圣叹虽赞叹《水浒》的艺术，却并没有真正了解《水浒》的价值，而李渔的《闲情偶寄》也和他的《十种曲》一样，只期望能点缀太平。这就是从兴趣出发，从消遣出发，必然会走到脱离现实的结果。
公安派已经有些脱离现实了，而他们受到时代的考验，还是走向轻巧浅薄的文字游戏！当然，论诗文既不会受到正统派的重视，即论戏曲小说，也同样会走入歧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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