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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文论就和道学家的见解不一样；在当时，最足以代表的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意见尽管不一致，但是论文见解却是一样的。此外，李觏也可以算是政治学家，其见地也是一样的。
就反对雕锼无用的文辞这一点讲，政治家和道学家古文家都是一致的，不过政治家更强调在“用”的方面：就“文”讲要重在用，就“道”讲也一样要重在用。这是政治家文论，──也就是政治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
我们现在先讲一讲范仲淹和陈舜俞。范仲淹以名儒而为名臣，陈舜俞政治地位虽不高，但是少学于胡瑗，长师欧阳修，而友司马光苏轼等，毅然有经世志，所以学术思想也与政治家相近。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云：“夫善国（疑有扌兑字）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范文正公集》九）陈舜俞有一篇文章叫做《说用》，说明道与用的关系，分得更清楚。他说：“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天下国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从之，非以华言单辞，殊指奥义，为无益之学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也；《书》有典诰，典诰者治乱之用也；《诗》有美刺，美刺者善恶之用也；《春秋》有褒贬，褒贬者赏罚之用也；《礼》有质文，质文者损益之用也；《乐》有雅郑，雅郑者性情之用也。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都官集》六）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因其主于用，故其论文，以礼教治政为文。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为谓文也。”（《传家集》六十一）李觏《上宋舍人书》亦云：“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诏诰，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议，则阙政修而民隐露。周还委曲，非文曷济！”（《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七）王安石《与祖择之书》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书之策也，独能不悖耶！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无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易地则皆然。”（《临川集》七十七）这些都是政治家的文学观。盖政治家之所谓道，是要见之于事功，不重在体之于身心；是要验之于当今，不重在修之于一己。故其论旨虽与道学家相近而毕竟不同。司马光《答陈充秘校书》云：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然则孔子之道，非取诸己也，盖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验之于当今，四者皆冥合无间，然后勉而进之，则其智之所及，力之所胜，虽或近或远，或大或小，要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无益矣。（《传家集》五十九）
其论道欲本之于天地，验之于当今，便与道学家之专主折衷于孔子者不同。此与王安石所谓：“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正是同样意思。政治家因为主用，故于道必验之于当今，必作而为治教政令，而所谓文者不过“道其然而已矣”。这样，能“书之策”者，同时必能“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这又是论文主用必然的结果。李觏《上宋舍人书》云：“窃谓文之于化人也深矣。虽五声八音，或雅或郑，纳诸听闻，而沦入心窍，不是过也。尝试从事于简策间：其读虚无之书，则心颓然而厌于世；观军阵之法，则心奋起而轻其生；味纵横之说，则思诡谲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学，则苛刻而泥廉隅；诵隐遁之说，则意先驰于水石；咏宫体之辞，则志不出于奁匣：文见于外，心动乎内，百变而百从之矣。谅非淳气素具，通识旁照，则为其所败坏如覆手耳。韩子有言曰：‘儒以文乱德’，岂谓是乎？”（《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七）此虽就以文乱德方面讲，但和王安石所谓：“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仍是同一意思；不过一从正面说，一从反面说而已。
既主于用，故不会偏主于修辞，而所言遂与古文家异趣。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
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必也，以华藻宏辩为贤，则屈、宋、唐、景、庄、列、杨、墨、苏、张、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后也。颜子不违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岂尚辞哉！（《传家集》六十）
其解辞达，谓足以达意斯止，这就和苏轼的意见不一样。王安石《上人书》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临川集》七十七）
其解“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谓尚辞非作文之本意，也与苏轼之言不同。盖他以为韩、柳虽尝语人以文，只是语人以辞，并不曾论作文之本意；古文家之论文，本只是语人以辞，道学家与政治家，则再要论到作文之本意。论到作文之本意，所以“无事于华藻宏辩”，所以“不必巧且华”。然而古文家与政治家的分别正在此。盖语人以辞，则其所诣各异；论作文之本意，则其归趣恒同。苏轼《答张文潜书》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经则王氏之同也。”这是古文家攻击政治家论文的论调。盖政治家之论文，既以礼教治政为文，则当然重在教化，而不得不求其道同风一了。
政治家于文于道都重在“用”，所以要验之于当今。要能验之于当今，所以必有特殊的识见。因此，一方面不致如古文家之拘于义法。李觏《答黄著作书》云：
汉杰罪我不如李习之，不为僧作钟铭。习之之论信美矣！然使唐来文士皆效习之所为，则金园宝刹碑版若林，果谁作也？┅┅圣贤之言，翕张取与，无有定体，其初殊途，归则一焉。犹李汉所谓：“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何须开品便随古人！汉杰使我效李习之，胶柱矣！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得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觏之施为，异于是矣。（《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八）
这是政治家攻击古文家的论调。这种见解，实在要比古文家通达一些。欧阳修《与黄校书论文章书》谓：“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文忠公全集》六十七）古文家也不是不讲才识兼通，深中时弊，不过因为古文家有所蔽，所以虽也讲到识，往往成为不切实际之识。
另一方面，就道言，政治家的见解也比道学家为通达。李觏有《原文》一篇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熹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古人之言，岂一端而已矣！夫子于管仲，三归具官，则小之，合诸侯正天下则仁之，不以过掩功也。韩愈有取于墨翟庄周，而学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谓贤士大夫，其超然异于二子者耶？抑有同于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訾彼之甚也！（《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九）
此等见解，岂道学家所能有，亦岂道学家所敢说！所以说，政治家之所长在识。因此，照政治有的文论推阐下去，倒会接近一些现实主义。只因他们所谓的“文”，都是局限于传统的“文章博学”的文，因此也就只能做到适合于“治教政令”的文，适合于思想教育的文；就文体言，适合于“篇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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