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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冕的时代，比韩愈略前一些。大抵在韩愈前一些的文论都是重在教化的，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云：“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其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云：“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崇，人心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又《李泌文集序》云：“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浃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这都是偏重教化的主张。到了柳冕，这种主张就更为纯熟，成为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这实在是在他以前以文化论文和在他以后以道论文的枢纽。
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云：“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这就是他的教化中心说。
本于他的教化中心说，当然也会有文道合一的主张。其《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其《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云：“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又《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云：“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这种论调，显然同于韩愈的主张，形式方面要学圣人之文，内容方面要学圣人之道，所以柳冕的主张，就是韩柳的先声。
可是，柳冕的主张却不是韩柳的文论所能范围的。事实上，柳冕的教化中心说和以前以文化论文的主张相近，而和以后韩柳的以道论文的主张反而并不相近。为什么？柳冕所谓“文”，是文学的文，是包括韵文而言的文；韩柳所谓“文”，才专指散行的文，范围就比较狭得多了。因此，他们所谓“道”也并不一样。柳冕说：“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与徐给事论文书》）又说：“自成康没，颂声寝，骚人作，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不足者强而为文，则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则耻为文。”（《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原来他所谓“道”也就是教。这显然和韩柳所讲的道，并不一样。韩柳所讲，不过是经籍中的思想内容而已，显然也要狭小得多。
所以本于柳冕的理论可以接触到现实主义，而韩柳之所谓道，反而近于幌子，反而成为空洞的理论，反而成为封建的堡垒。柳冕《谢杜相公房杜二相书》云：
且今之文章与古之文章立意异矣。何则？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至于西汉，扬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于是风雅之文变为形似，比兴之体变为飞动，礼义之情变为物色，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返矣。这种论调就是后来白居易的主张，韩柳能见到这一点吗？
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不同，那再可以知道柳冕论“道”要比韩柳更进一步讲到变俗，柳冕论“气”，也比韩柳更深一层要讲志气和风气。
柳冕在《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说：“相公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这些话在现在看来，也许觉得迂腐一些。但是他说“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那就是说变了风俗，改了环境，一般人的性情心理，也就跟着转变了。性情跟着转变，文章当然也跟着改好，所以说“教化美则文章盛”。这就是所谓“有其道必有其文”。再推下去，能做这样的文，当然合于道，这就是所谓“君子之文必有其道”。这样文道相合的结果，当然能兴王道。所以说：“文章盛则王道兴。”变风俗就是教化的开始，兴王道就是教化的结果，所以这是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
至于论“气”：他也很重视文气，如其《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云：“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可是，他所谓“气”，不限于文章的气势，而含有志气风气的意味。其答《杨中丞论文书》云：“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什么叫做“风俗养才而志气生”呢？这即是上文所讲的变了风俗，所谓“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即是上文所说的“教化美则文章盛”。什么叫做“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呢？这即是上文所说的“文章盛则王道兴”，所以“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
他这样讲法，比韩愈高明，因为他所谓“文”包含着“诗”，所以接触到现实主义的边缘。但是他这样讲法又比白居易迂腐，因为他所谓“诗”又是包括在“文”的范围内的，所以只限于教化，而不很讲到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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