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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期，有个杰出的思想家，就是王充。上文讲过：汉代有“文学”“文章”之分，但是在他所著的《论衡》中间，讲到“文”或“文章”的地方，依旧还是博学的意义，所以他的文学观可说是传统的文学观。只因他有较进步的文学理论，所以我们称他为修正了传统的文学观。
他何以能这样呢？我们先讲他的思想渊源。侯外庐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称：“王充的时代特征、就政治上说是农民战争的衰落期与农民生活的慢性饥饿期，同时又是农民战争第二个高潮的准备期；就思想上说是’正宗‘思想由今文神学堕落为谶纬迷信的彻底黑暗期，同时又是’异端‘思想由反今文到反谶纬的开始形成期。而王充的思想，则一方面具有着农民的素朴性格，另方面又是’正宗‘的反对者与’异端的综合者‘。”（第二卷上册二四三页）因此，他们讲到王充思想的学术性问题，认为属于道家。但是又觉得与先秦的老庄思想颇有区别，于是又说：“王充的宇宙观，在实质上来看，与其说是祖述着道家，毋宁说是承籍于荀子。”（同上二五七页）其实，就王充的批判精神来讲，是和道家思想有些关系的。不但和道家思想有关系，即和汉代的墨侠精神也是有连带关系的。至于讲到他的学术方面，尤其在文学批评方面，那么他对当时经古文家的影响，的确也有渊源关系。在当时的经古文家中影响他最大的，尤其是桓谭和班彪，由于受桓谭的影响，所以论文主于真；由于受班彪的影响，所以论文又主于善。主于真，所以要“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本传》），而富有战斗批判的精神；主于善，所以“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自然》篇），而反抗了汉代的统制政策。这都是他思想进步的一方面。可是，他毕竟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所以主于真的影响，只开了后人考订辨伪的风气，主于善的结果，又成为偏重义理道德的主张。结果，他的文学观依旧比较接近传统的文学观。
《论衡?超奇》篇说：“君山（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这是他推崇桓谭的言论，而他所以推崇桓谭的原因就因为桓谭能辨照然否，证定虚妄之言和伪饰之辞。他是这样钦佩桓谭的，也是这样向桓谭学习的，所以他自评其《论衡》谓：“可以一言蔽之曰疾虚妄。”（《自纪》篇）他在《对作》篇中也说：“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就是华伪之文，而他是要息灭华伪之文的，因此反对流行当时的辞赋。《定贤》篇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这样，可以看出他的宗旨要“立真伪之平”“辨然否之实”，所以说他论文主于真。
《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师事扶风班彪”，而其《论衡?自纪》篇却说：“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不曾提到“师事班彪”，这虽似有些矛盾，但他曾从班彪学，受他的影响，则也是事实。班彪是以史学著名的，而王充对于古代的学者又是相当推崇司马迁的，因此他的论文也就近于史家的态度。
《佚文》篇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名，传人之行也。”这就是史家的任务。史家有“载人之名，传人之行”的任务，所以史家的文也就起一定的作用。《佚文》篇再说：“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流传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这又是说文有劝善惩恶的作用，所以认为文的作用是“定善恶之实”。因此，可以说他论文又主于善。
可是，他的学问思想虽受桓谭班彪的影响，却并不局限于他们两人的成就，尤其是班彪。他是当时异军突起的思想家，是大胆批判当时学术思想的思想家。
西汉学术主于解经，而王充却不囿于经生的见解，不闹乌烟瘴气的阴阳五行之说，反而批判了谶纬迷信的思想。这一点是和桓谭相同的，但是比桓谭做得更彻底。
在这方面，经学中的古文学家要比西汉今文学家好一些，可是象开创古文学先路的刘歆，却又在另一方面走错了道路，甚至伪造古籍，窜乱古籍，这就离开了求真的态度了。西汉文学又重在辞赋，而王充却又能不染赋家的习气，不玩雕虫篆刻的把戏。这一点是超过班彪的，班彪还不免为时风众势所左右。在这一方面，扬雄自悔其少作，可以说已经开了轻视辞赋，批判辞赋的风气，但是扬雄又走上另一段歪路，结果反而以艰深文浅陋，疲精劳神于被人覆瓿的事业。王充不同刘歆扬雄一样，这就是王充特殊的成就。他不仅不同于刘歆扬雄，抑且不限于桓谭班彪，所以我们称他修正了传统的文学观。
由于他论文主于“真”与“善”，近于传统的文学观，所以“论衡”书中对于“文”及“文章”诸名之含义独与当时不同。《佚文》篇说：“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又谓：“天憎秦，灭其文章。”可知他指的都是最广义的“文”。
所以他一方面仍主张“尚文”，认为“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甚至说：“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均见《书解》篇）一方面也主张“尚用”，《自纪》篇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这简直与荀子《非相》篇所说：“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哲人之文足以立真伪之平，史家之文又足以定善恶之实，所以他所谓文，一种是重在抒发思想，一种是重在记载事实。就抒发思想言，于是觉得上面所引《佚文》篇中说的五种“文”，应当以造论著说之文为高，因为这是“论发胸臆，文成手中”。另一方面，从人的造诣来讲，又应当以鸿儒为最。《超奇》篇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逾文人。”他竟隐隐以鸿儒自负了。《超奇》篇又说：“说论之徒君山为甲。”他所取于桓谭的就在这一点。就记载事实言，他再有“文儒”“世儒”之分。《书解》篇说：“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
┅┅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这是能褒颂纪载的鸿笔之人所以比世儒为重要的原因。不但如此，他看史家也等于思想家。《超奇》篇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胸中也。”这一节话，尤其重要，他能说出史家立义创意的精神所在。孔子说：“吾欲托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说：“究天地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说明史家并不机械地叙述事实，而是说史家都有他的“史观”的。《佚文》篇称班叔皮不为恩挠，载乡里人以为恶戒，恐怕他所取于班彪的也就在这一点了。
他所重的是这种“论发胸臆”的文，是这种“褒颂纪载”的文，总之，都是有内容的文，所以他有内容决定形式的主张。《超奇》篇说：
察文之人，人之杰也。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
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他认为才高知深，学问充实于中，则美丽的文辞逢然流露于外。只须意奋，则笔自纵，所以成为内容决定形式。由其文之将成时言，是“意奋而笔纵”；由其文之既成后言，又是所谓“文见而实露”。
文只求所以露其实而已，不必“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这样，所以他所认为美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只须“真”的方面做到切理餍心的地步，“善”的方面做到入情入理的地步，自然也就美了。《佚文》篇说：
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这些话可以和后来周德卿的话相对照。周德卿语王若虚云：“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见《滹南遗老集》及《金史?文艺传》）这就说明了韩非陆贾扬雄桓谭之书所以能动人，都在有精辟独到的内容，才可以适独坐而得首肯。
由于他的论文不限于传统的文学观，所以他再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即使有些不免过偏，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上，总是成为一家之言的。
他受桓谭“辨照然否”的影响，于是对于文学作品也取疾虚妄的态度，攻击文人之好奇，反对夸饰的修辞。《艺增》篇说：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
他再举些例说：
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艺增》篇）
儒书言楚养由基善射，射一杨叶，能百发百中之，是称其巧于射也。夫言其时射一杨叶中之，可也；言其百发而百中，增之也。（《儒增》篇）类此之例，全书很多，我们也不能备举，大抵都属于修辞夸饰一类。其实，夸饰与征实之学本不相同，一概相衡，也就未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所以这种主张确是不免稍偏，不过能使文人属辞，注意到一些事实的真相，那还是有它的需要的。
至于他用历史的观念来论文，也许可能受史家的影响。扬雄反对辞赋就成为复古，王充反对辞赋却成为革新。这就因为王充有历史的观念。《自纪》篇说：
“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隐闭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他知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词汇和语法，也就应各时代有不同的文辞。所以说：“夫文由（同犹）语也。”（《自纪》篇）言文合一的主张，恐怕只有象王充这般有历史观念的人，才会提出；否则，束缚于儒家的传统文学观中，只有走向复古一条路。
王充正因为有历史观念所以不主张摹拟。这也和扬雄不一样，恰恰走了相反的路线。他以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他再以为“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均见《自纪》篇）各人自有各人的个性，不应抹杀个性以迁就古人，所以认为不用摹古，不用相袭。他又以为“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篇）这又是说各人又有各人的环境，贤圣兴文都各有其背景，所以更不能摹拟。
这种主张，都可说是修正的传统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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