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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以后再度发挥传统的文学观的是扬雄。扬雄，字子云，生在西汉末年，当时经学辞赋都相当发达，但是他“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见《汉书?扬雄传》）那就比当时的经生胜过一筹了。他曾一度爱好辞赋，沈溺其中，但是不久也就摆脱出来，看作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这又比当时的赋家胜过一筹。他要成为学者，成为思想家，可是当时的时代限制了他，使他只能成为儒学的继承者。
扬雄思想和兴趣的转变，大抵在汉成帝阳朔四年。这一年，扬雄给事黄门，得观书于石室，于是开始不好沈博绝丽之文而倾向在学的方面。所以《法言?吾子》篇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这是他自述兴趣转变的经过。
正因为他有了这样一个转变，所以他对于司马相如的看法，也就有不同的论调。托于刘歆所撰的《西京杂记》中有一节云：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
这一切话也见于桓谭《新论》，或者可靠，所以可以说他曾有一度极端推崇司马相如的。可是《汉书?扬雄传》中说：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在这一节里，对于司马相如又颇有微辞了。正因为他这样用儒家眼光来论赋，所以在他晚年所著的《法言》中间，对于辞赋就有不满的论调。如《吾子》篇说：
或曰：赋者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这种论调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说的。自从他这样转变以后，当然他的文学观只成为儒家传统的文学观，《法言》中所说的全是这一类话。如《吾子》篇云：“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这即是后人所说征圣的意思。《问神》篇云：“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这即是后人所说宗经的意思。《君子》篇说：“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朋中而彪外也。”李轨注云：“朋，满也；彪，文也。积行内满，文辞外发。”那么这又是文道合一的主张，即后人所说明道的意思了。
以他这样复古的思想，加上了他有古文奇字的知识，有铺张靡丽的技能，于是形式上也不免模拟经典，故作艰深，不得不求知己于后世了。《法言?问神》篇说：
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之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或问经之艰易？曰：“存亡。”或人不谕。曰：“其人存则易，亡则艰。”
这都是他所以要摹古而又故作艰深的理论。这样，他的艰深，也真如苏轼所说以艰深文浅陋了。传统的文学观，发展到这样，真可说是走上了魔道。论理，扬雄是同时接受老子“素朴的唯物论”之影响的，他在当时学者中多少表示一些唯物论色彩，可以说是带些进步性的；可是，他毕竟不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所以束缚于儒家的传统教条，也就在文学批评中形成了复古的思想。这样，他所取于老子的也就只有“贵知我者希”一语。这句话，他在《解难》篇也引以自解的。
以复古思想与“贵知我者希”一语相结合，于是他的著作也就只能有待于后世之“子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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