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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两汉，文化逐渐提高，文学作品也渐多，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比以前来得清楚一些，于是把“文章”和“博学”两种意义分别开来，这也就是说把文学与学术分离开来了。不过当时的术语，还用博学的意义称“文学”，如《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又“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这所谓“文学”，指的是经学；《晁错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这所谓“文学”，指的是史学。所以儒林传中讲到“文学”常与“儒者”及“掌故”连类而言，如：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
至如《史记?自序》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那么，即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之类也都把它当作文学看了。所以可以知道当时所谓“文学”，说得广一些，是一切学术的意思；说得狭一些，是指儒术，指经学。
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如：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则召除为丞相史。（《曹相国世家》）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三王世家》）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儒林列传》）
以上诸例均见《史记》。再证之以《汉书》，如《公孙弘传?赞》中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说：“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就可以知道汉时对辞赋、史传文或奏议文，都称之为“文章”。这种分别，到三国时候还是这样。《魏志?刘劭传》：“夏侯惠荐劭曰：’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这是分用最明显的例。即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亦称“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所以我们称汉人有文学文章之分是有可靠的根据的。
汉人何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辞赋的发展。辞赋发展了，文学类的创作和学术性的著作显然划分了鸿沟。这道鸿沟，是从性质上分的，不是从形式上分的。以前分诗文二类，是形式上韵散的分别，到刘歆班固分出诗赋略一类，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那就对于文学的性质，已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了，清代刘天惠文笔考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说：
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次兵书，次术数，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术数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子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
这是最显著的一点，所以《艺文志》中首先把诗赋略别出为一类。我们根据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汉人所以会有“文学”“文章”分别的原因。不过原因还不止这一项。以诗赋为文，这是清代学者主张文笔之分的说法，即如刘天惠说：“至若董子工于对策，而叙传但称其属书，司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皆不得混能文之誉焉。”事实上，“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明明见于《公孙弘传?赞》，不是叙事也是文章吗？“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也见于《公孙弘传?赞》而刘向就是以奏议著称的，不是对策也是文章吗？所以汉人所谓“文章”，并不象后人所说，只限于诗赋，只因汉人所作的奏议、论说、叙记之文还不成为集，只称为子或史，所以这些文章也就不可能象辞赋这样显得突出罢了。其实，汉人之“子”，象《贾子新书》这样，已经可以说是“文集化”了。事实上，明明有杂文，有短文，明明是秦以后新兴的体制，因此，也就不可能不承认为文章。
所以汉人分别文学文章的原因还不完全由于辞赋之发展，它和当时新兴的杂文也有相当关系的。
“文学”“文章”都是复音词，假使用单音词的时候，那就把“文学”一名而析言之，以文章之义称“文”，以博学之义称“学”。《汉书?贾生传》云：“以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终军传》云：“以博辨能属文闻于郡中。”这是称文章为“文”的证据。《汉书、韦贤志、赞》云：“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云：“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这又是称文学为“学”的证据。
我们假使知道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那就可以知道六朝所谓“文”“笔”之分，就是从汉时“文”或“文章”一词再加区分罢了。如果不经这个阶段，断不会从包含文章博学二义的“文学”一词，分别出“文”“笔”来的。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他所谓“二”，也正是指的“文学”“文章”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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