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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诸子的思想在当时固然是百花齐放，各有成就，即就他们创造完成的散文来讲，也是各有风格。这种风格，显然和他们的逻辑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讲来，孟子和庄子为一路，墨家和荀子又为一路。
孟子的逻辑思想是主观主义的比附方法，这在后面讲到汉人诗说的时候要提到的。正因为他用的是比附的逻辑方法，所以孟子书中用譬喻的地方就特别多。
他是利用譬喻作为他论辩的辅佐的，据侯、杜、纪三氏《中国思想通史》的统计，谓“《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其运用比附方法以论述问题的竟达六十一次之多；此外，其以古例今，象借文王汤武等等而启示当时，尚不在内”。所以可以说这是孟子散文的一种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跟他的逻辑思想有关的。
他这种逻辑思想，是主观的、唯心的、不科学的，所以他把这种思想用到考证论古方面，就发生流弊，尤其表现在他说诗的部分。可是，他是很聪明的，想象力很丰富的，也就是很善于用譬喻的。譬喻之为用，本来重在说明。意义之难知的不能说，则用易知的说明之；意义之抽象的不能说，则用具体的说明之。他同当时这些侯王谈话，或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辩论，有时要开导他们，有时要说服他们，就不得不多方利用譬喻。如五十步与百步之喻，举一羽与见舆薪之喻，折枝与挟泰山之喻，都用当前事物，两两相比而事理自显，也就省掉了不少的废话。又如白羽之白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与白玉之白，纟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诸喻，又设为反诘，那就不必正面说话，而针锋相接也自然使人无从置答。至如缘木求鱼之喻，揠苗助长之喻，更能想入非非，于警策之中具幽默之趣，这都是他善用譬喻的地方。由于他这样善用譬喻，所以他的话尽管是偏锋，甚至是不合逻辑，但是当他和人辩论谈说的一瞬间，却会使人一时无从置答，其至要“顾左右而言他‘，这就可以说明他辩锋的犀利了。
庄子更是绝对的唯心论者。他所谓”道“，本来是虚无恍惚不可捉摸之道，于是更不能不用譬喻。他也同孟了一样善于用比喻，如杯水芥舟之喻，鹪鹩巢林、偃鼠饮河之喻，越俎代庖之喻，不龟手之药之喻，牛执鼠之喻，狙公赋之喻，处于材不材之间之喻，都是妙趣环生，启发性灵。而庄子比孟子更进一步，不仅用比喻，而且用寓言。寓言也有比喻性质，可是再有化成作用。它可以使一切物变为人化，也可以使所有人变为神化。《庄子》书中寓言十九，在这一方面，也就成为庄子散文的特征，如斥笑鹏的寓言，列子御风的寓言，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寓言，罔两问景的寓言，天根游于殷阳的寓言，浑沌凿窍的寓言，也是用丰富的想象来表独到的理解。他如支离疏、王骀、叔山无趾以及瞿鹊子、长桥子、意而子诸人的故事也都是寓言性质。所以《庄子》一书，也有人简直把它当作文学书看。
比喻和寓言，已经很富有文学意义了，但是孟子庄子散文的长处，还不止于是。由于他们善用比喻与寓言，所以他们再善于描写，善于叙事，使文章更活泼，更生动。如《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描写世态，入木三分，真是形容到骨子里头去了。《庄子》中过惠子墓一节，只借匠石斫鼻的故事，而写出心中无限的感慨，这都是他们在论辩之外开小说先声。至如《庄子》书中讲到地籁天籁的部分，绘声绘形，简直可以当作风赋读，又开后人写景的法门了。
这都是他们的文学观影响到他们作品的例证，但是他们在同的中间又各有它的异点，所以就孟子、庄子的文学来看，也是各人有各人的风格。
相反的，在于墨家，就不是这样。他是很有条理的；他是肯定论辩的价值的，并且了解论辩的方法的。墨子书中充满着论辩的精神，而论辩神的发挥就靠他方法的严密。他的方法重在”类“与”故“。《非攻》下篇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类”和“故”是必须首先明辨的。《大取》篇说：“夫辞，（’夫辞‘二字旧脱）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者也‘二字旧倒）。”所以“类”和“故”的概念在墨子文中是经常运用着的。这样，所以墨家散文又别成一风格。到了荀子，也接受这两概念，不过涂附了儒家的思想，所以他的作风，谨严与墨子同，论断与墨子异。
在荀子以前，庄子孟子和墨家固然都是论辩说理之文的创始者，但是完成严谨的论辩说理的体制，应当归功于荀子。为什么？庄子之文，可说是由一段一段的故事累积而成篇，至一段一段故事的衔接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就通篇来看，不会有严密的条理。孟子似乎有些条理，但是常借助于问答体，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形，在墨家后学记墨子语的时候，也还有这种情形。虽则不是两个人的问答，经常要冠以“子墨子曰”四字，用来作为前后的联缀。这说明些什么呢？这就说明要成为一篇结构严密的理论文是比较不容易的。到了荀子，就可以不用问答体，不用述言体，而能很有条理地组成一篇结构比较严密的文辞。
而荀子所以能完成这样缜密谨严的作品，不得不说和他的逻辑思想，和他的文学观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只须看，从荀子以后，“子”也有“集”的倾向，如《贾子新书》，就有些象单篇散文的结集。可以知道这是理论文逐渐成熟的表现。章学诚看到这种现象，认为“著作衰而有文集”（《文史通义》三），其实，假使从这一点来看，正是文学的演进，不必看作是退化。这种现象，到韩非而更进一步，从严谨的体制中发为锐利的论调，有墨荀之密，兼有庄孟之肆，于是他的作风也就另成一格。
诸子的文学观和他的思想有关系，而他的思想又和他的作风有关系，所以这不仅是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也是文学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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