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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孔子稍后，成为另一派显学，就是墨家。《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和儒家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对的态度，至少也是批判的态度。近人称“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业者的士，也可以说是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诗书礼乐，而墨子只接受诗书而反对礼乐，把礼乐看作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这样对于西周文化所谓制礼作乐这一点来讲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的态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质。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儒者之业”的，毕竟也是属于“贤人作风”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于是，问题就在这儿：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当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正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学观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为复古的尚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用，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强调百姓人民之利的用，所以充其量可成为极端的尚质。这是儒墨文学观不同的一点。
因此，墨子书中所说的“文学”，就等于学术文，理论文，而这种为文学的方法，也就近于逻辑性。《非命》上篇说：“言必立仪”；《非命》中篇也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所谓“仪”，所谓“义法”，都是标准的意思。为要立标准，所以他提出三表法。《非命》上篇说：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天鬼之志”。（此据《非命》中篇补）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这即是他出言谈为文学的标准和方法。第一点，所谓本之，就是说要言必有据。不管它出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好，天鬼之志也好，总之要有所本。墨学是尚天和明鬼的，所以“考之天鬼之志”也就不妨成为后来宗教的墨学之论证方法。第二点，所谓原之，要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更是重在经验，搜求论证的主张。
《小取》篇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就是由于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进一步成为归纳的论理，于是遂有“类”的观念。《小取》篇所说：“以类取，以类予。”《大取》篇所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是一般墨家为文学的论证方法，对于论辨文是一个新的贡献。第三点，所谓用之，要“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那就是他论辨的目的论，也即是他尚用的文学观。《兼爱》下篇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他以为善的必须是合于应用的，那就带有功利的眼光了。
由于墨家这样主张功利的用，所以对于儒家尚文之说是最反对的。《韩非子?外储说》有一节故事，可以看出墨家的文学观和儒学尚文的观点是根本冲突的。
这故事是这样：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
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之；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就是接受墨家这种尚用反文的文学观的，所以乐于传述这一种故事。总之“这三表法，推其究竟，是以实践的经验为基础的。所谓‘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是根据古时圣王实践所得的经验。所谓‘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是参酌当时百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至于第三表：所谓‘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要于实践中去检查理论是否适合实际，是否合于真理。换句话说，就是以实践来做真理的规准。《墨经》在认识论上，对于墨子这种见解，也一脉相承地发扬而光大之”。这是墨家对科学的论辩文的一种贡献，不过对于文艺的关系比较少一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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