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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北宋帝國建立，結束了長達百年的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局面。北宋的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採取了崇文抑武的國策，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對文化建設給予相當的重視。然而文化建設需要一個涵育、積累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祜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六一居士集叙》）所謂“七十餘年”，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以及仁宗朝的初期｛天聖（1023~1031）、景祐（1034~1037）都是宋仁宗的年號，是時距北宋建國已有七十餘年，正處於歐陽修領導文壇的前夕。｝，也就是本章所說的“宋初”。在這段時間裏，宋代文學尚未取得足以與前代相媲美的成就，但它在沿續五代文風的同時也已呈現出一些新的氣象，有些方面昭示出宋代文學的發展方向。
第一節 宋初的散文和復古思潮
王禹偁等人的散文 柳開、穆修等人的復古思想
宋初文人多數是從五代十國入宋的，其中如李昉、陶谷原是後周的詞臣，徐鉉、刁衎原是南唐的詞臣。他們入宋以後的散文仍多爲駢體，風格浮艶，與五代時如出一轍。稍後雖有柳開、梁周翰等人提倡古文、反對駢儷，但未能取得相應的創作實績。宋初在散文創作上成就較高的作家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王禹偁，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山東巨野）人。家世貧寒，其父以磨麥爲生。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及第，歷任右拾遺、禮部員外郎等職。直言敢諫，數遭貶謫。真宗時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史書，引起宰相不滿，降知黃州（今屬湖北），後遷蘄州（今湖北蘄春）病卒。人稱王黃州。著有《小畜集》，另有《小畜外集》，共存詩五百八十餘首。其生平事跡，見《宋史》卷二九三本傳；另參徐規《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出身貧寒，入仕後多次遭貶謫。這使他的人生態度和文學思想都迥異于那些館閣詞臣。首先，王禹偁信從儒家政治理想，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他把自己的文集題作《小畜集》，就是表示有“兼濟天下”之志｛“小畜”是《周易》卦名。《周易正義》卷十《雜卦》：“小畜，寡也。”注：“不足以兼濟也。”王禹偁以“小畜”名集以示謙，實即胸懷“兼濟”之志。｝。其次，王禹偁不滿于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風，曾說：“咸通以來，詩文不競。革弊復古，宜其有聞。”（《送孫何序》）他的散文，言之有物，清麗疏朗，在宋初文壇上獨樹一幟。例如《黃州新建小竹樓記》中寫景的一節：
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咏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
駢散結合，既有古文的疏朗流暢，也不廢駢體文字對稱、音調鏗鏘的優點。此節中對閑情逸趣的贊美和末段對貶謫生涯的感慨前後照應，更增强了全文的抒情意味，堪稱歐、蘇散文的先導。此外，王禹偁的議論文如《待漏院記》，叙事文如《唐河店嫗傳》等，都是優秀的古文篇章，繼承了韓、柳的傳統而文字較爲平易，顯示出一種新文風的端倪。
宋初在文學理論上鮮明地提出復古主張的，首推柳開（948－1001）｛柳開，大名（今屬河北）人。少時名肩愈，字紹元（一作紹先），表示要繼承韓愈、柳宗元的傳統。24歲時改名開，字仲涂，表示要干擾古代聖賢之道。宋太祖開寶六年（973）進士，曾任州、軍長官，殿中侍御史。《宋史》卷四四○有傳。著有《河東先生集》。作品以文爲主，詩僅存4首。｝。柳開在《應責》中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這種把道統和文統合爲一談的觀點，對後來的古文家和理學家都有深刻的影響，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柳開還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幷因此而反對文體華艶。他說：“文章爲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于德，不惡德之厚于容也。文惡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上王學士第三書》）這種理論在宋初本應起到矯正五代浮華文風的作用，可是柳開過于强調道的重要性而忽視文采，而他所說的“道”又僅僅是指“聖賢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學淪爲道統的附庸。加上柳開爲人粗豪狂誕，文章又寫得艱澀難讀，所以儘管他大聲疾呼，卻應者寥寥，沒有對文壇産生實際的影響。
在柳開之後，穆修（979－1032）等人繼續倡導韓、柳的古文。當時西昆派的駢體已風行一時，穆修以刊刻韓、柳文集來與之對抗，幷親自在東京大相國寺出售。姚鉉（968－1020）則編選《唐文粹》，其文章部分摒棄駢體，專錄古文。雖然響應他們的人仍然不多，但穆修成功地培養了一些寫作古文的弟子，其中如祖無擇、尹洙、蘇舜欽等人後來都成了古文運動的中堅人物。
第二節 宋初白體詩人和王禹偁
宋初的館閣唱和之風和白體詩風的流行 王禹偁詩中的新氣息
宋末的方回說：“宋鏟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送羅壽可詩序》）說宋初詩壇已經鏟除“五代舊習”，稍嫌誇張，但把宋初詩風歸爲三體，則頗爲準確｛北宋末年蔡居厚在《蔡寬夫詩話》中說：“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昆體之作，翕然一變。”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辯》中則認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除開盛度詩名不著可以不論，蔡、嚴二人都認爲宋初詩壇上有兩個流派。方回首次指出宋初詩壇上實有三體，很有眼光。參看白敦仁《宋初詩壇及“三體”》，《文學遺產》1986年第3期。｝。
“白體”詩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詩的一批詩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鉉等人。宋初朝廷優待文臣，且提倡詩賦酬唱，所以當時的館閣之臣唱酬成風，且編成了許多唱酬詩集，例如李昉與李至的《二李唱和集》，李昉等人的《禁林宴會集》、徐鉉等人的《翰林酬唱集》等。他們的詩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等人互相唱和的近體詩，內容多寫流連光景的閑適生活，風格淺切清雅。顯然，這種詩風僅僅是模仿了白居易詩風的一個方面，而且與五代詩風一脉相承。
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白體詩人，但事實上他的詩風與李昉、徐鉉等人卻同中有異。王禹偁自幼喜愛白詩，早年寫過許多閑適的唱和詩，然而他學習白詩幷未囿于閑適詩，他更重視白居易的諷諭詩。尤其是在謫居商州時期，他相當自覺地學習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創作精神，寫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充滿憂國憂民情懷的詩篇，如《畬田詞》、《秋霖二首》、《烏啄瘡驢歌》等，其中《感流亡》一詩寫“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呱呱三兒泣，惸惸一夫鰥”的不幸，對他們“繈負且乞丐，凍餒復險艱。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的悲慘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更可貴的是，他在詩中還聯想到自己：“我聞斯人語，倚戶獨長嘆：爾爲流亡客，我爲冗散官。”這樣，對他人的同情與自己的身世之感結合在一想，思想境界遠勝于當時詩壇上常見的無病呻吟之作。
與白居易早年多寫諷諭詩、晚年退而寫閑適詩的創作歷程相反，王禹偁的閑適唱和詩大多作于早年，他晚年自編《小畜集》時對這類詩收錄很少，表現出深刻的自省意識。正是這種意識使他從宋初白體詩人的羣體中脫穎而出，也使他從學習白居易進而以杜甫爲典範。相傳他曾因作詩偶合杜甫詩句而寫下了“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見《蔡寬夫詩話》），他還稱贊“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咸》）。對杜詩藝術境界的借鑒導致了對淺俗平易的白體詩風的超越，例如《村行》：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
語言曉暢自然，而情感含蓄深沉，體現出杜詩風格因素向白體詩風的滲透。
從總體上看，王禹偁的詩平易流暢，簡雅古淡，在宋初白體詩中獨樹一幟，已初步表現出對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長篇詩歌叙事簡直，議論暢達，已開宋詩散文化、議論化的風氣。清人吳之振說“元之獨開有宋風氣”｛見《宋詩鈔》之《小畜集鈔·序》，中華書局1986年排印本。按：關於王禹偁在宋初詩壇上的地位，參看陳植鍔《試論王禹偁與宋初詩風》，《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這個評價是合乎事實的。
第三節 宋初的晚唐體詩人
專學賈島、姚合的九僧詩 林逋等隱逸詩人 身份獨異的寇準
“晚唐體”詩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賈島、姚合詩風的一羣詩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賈、姚看成是晚唐詩人，所以名之爲“晚唐體”。
“晚唐體”詩人中最恪守賈、姚門徑的是“九僧”，即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等九位僧人，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較突出。九僧作詩，繼承了賈島、姚合反復推敲的苦吟精神，內容大多爲描繪清邃幽靜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隱逸生活，形式上特別重視五律，尤喜在五律的中間二聯表現其鏤句鉥字的苦心孤詣。因此九僧詩中時有文字頗爲精警的斷句，例如“蟲迹穿幽穴，苔痕接斷樓”（保暹《秋徑》）、“磬斷危杉月，燈殘古塔霜”（惟鳳《與行肇師宿廬山棲賢寺》）、“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惠崇《池上鷺分賦得明字》）等，但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九僧詩的內容單調貧乏，相傳進士許洞會“九僧”賦詩，“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于是諸僧皆擱筆。”（歐陽修《六一詩話》）可見他們作詩畛域之狹小。
“晚唐體”的另一個詩人羣體是潘閬、魏野、林逋等隱逸之士，其中林逋最爲有名。這一羣詩人的作風稍異于九僧，他們一方面模仿賈島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頗有白體詩平易流暢的傾向，而詩歌所表現的生活內容也比“九僧”詩稍爲充實一些。
林逋（967－1028）詩的主要內容是吟咏湖山勝景和抒寫隱居不仕、孤芳自賞的心情｛林逋，字君復，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早歲浪遊江淮間，後隱居於杭州孤山。不娶不仕，種梅養鶴，號稱“梅妻鶴子”。卒謚和靖先生。《宋史》卷四五七有傳。著有《林和靖詩集》，存詩近三百首。｝。如《秋日西湖閑泛》：
水氣幷山景，蒼茫已作秋。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疏葦先寒折，殘紅帶夕收。吾廬在何處？歸興起漁謳。
寫景精細，字句精煉，略同于九僧詩。而完整的意境、活潑的情趣，則是九僧詩所缺乏的。林逋的咏梅詩十分著名，“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山園小梅》二首之一）兩句向稱咏梅絕唱，爲歐陽修所激賞。而同題之二中“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過籬落忽橫枝”一聯則因遺貌取神而受到黃庭堅的盛贊｛參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排印本，第188頁。｝。可見林逋詩的風格比較豐富，已經對賈、姚詩風的藩籬有所突破了。
晚唐體詩人中身份迥異的是寇準（961－1023）｛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州）人。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太宗淳化五年（994）除參知政事。真宗時力促真宗親征，與遼訂立澶淵之盟。後遭排擠，貶至雷州，卒。宣仁宗時追謚忠愍。《宋史》卷二八一有傳。著有《寇萊公集》。｝。由于他曾官至宰相，又與上述兩個詩人羣體都有交往，所以成了晚唐體的盟主。寇準一生功業彪炳，又遭讒貶逐，以風節著稱于時。但他寫詩卻絕少涉及上述生活內容，反與九僧、林逋等人如出一轍，喜寫山林之思，含思凄惋。例如《春日登樓懷歸》：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宦情羈思，感慨深切，但整體上的格調仍近于林逋詩。
第四節 西昆體的盛衰
《西昆體酬和集》的成書 西昆體的藝術特徵 西昆體的盛行 西昆體衰微的原因
宋初詩壇上聲勢最盛的一派是西昆體。因白體和晚唐體是兩個鬆散的詩人羣體，其詩風幷未主宰整個詩壇。
西昆體，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宋初館閣文臣的唱和風氣到真宗朝而臻于極盛，《西昆酬唱集》就是這種風氣下的産物。真宗景德二年（1005），翰林學士楊億等奉命編纂名爲《歷代君臣事迹》的大類書，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成書，詔題作《册府元龜》。當時參加編書的共18人，其中如錢惟演、劉筠等都是著名的詩人。這麽多的館閣文士集中在一起編書，自然不免要作詩唱酬。大中祥符元年（1008），楊億將他們的唱酬之作編成一集。由于這三年的唱酬活動主要是在皇家圖書館－－秘閣中進行的，所以楊億據《山海經》和《穆天子傳》中關于崑崙之西有羣玉之山，是爲帝王藏書之府的傳說，將這本詩集題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無標榜之意。《西昆酬唱集》共收錄了17位詩人的247首詩，這些詩人是：楊億、劉筠、錢惟演、刁衎、陳越、李維、李宗諤、劉鬐、丁謂、任隨、張咏、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李宗諤以下11人沒有參加《册府元龜》的編纂，但也參加了唱酬活動，所以《西昆酬唱集》作者是一個關係相當密切的詩人羣體。
《西昆酬唱集》行世後，西昆體風行一時，成爲當時詩壇上獨領風騷的詩歌流派。歐陽修說：“蓋自楊、劉唱和，《西昆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昆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六一詩話》）便是對當時盛況的追憶。
西昆體詩人的人數雖然不少，但成就較高的衹有楊億（974－1020）、劉筠（970－1030）、錢惟演（977－1034）三人｛楊億，字大年，建寧蒲城（今福建蒲城）人。少以神童稱，宋太宗淳化三年（992）賜進士出身，真宗時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卒謚文。《宋史》卷三○五有傳。著作存《武夷新集》。劉筠，字子儀，大名（今屬河北）人。宋真宗咸平元年（998）進士，官至翰林承旨。《宋史》卷三○五有傳。錢惟演，字希聖，臨安（今浙江杭州）人。吳越王錢俶之子，官至樞密使。卒謚文僖。《宋史》卷三一七有傳。｝。《西昆酬唱集》中，楊、劉、錢三人的詩分別爲75首、73首和54首，共占全書篇數的五分之四。又全書共有70題次，其中由楊、劉、錢三人首唱的分別爲41次、13次、和9次，共占全書題次總數的十分之九。由此可見，楊億等三人不但是西昆體中作品最多的詩人，也是在當時的唱酬活動中領導風氣的盟主。
西昆詩人的作品幷非僅僅有《西昆酬唱集》一書。例如楊億，生平作詩甚多，留傳至今的尚有《武夷新集》20卷。他爲人忠鯁，其仕宦生涯也幷不都在館閣之中。他曾幾次出任地方「官，對社會現實有所瞭解，所以他的詩中不乏內容充實之作，例如《獄多重囚》、《民牛多疫死》等描寫民瘼；《書懷寄劉五》之直抒胸臆，都迥異于《西昆酬唱集》的主題。然而他們在當時影響最大的卻是那些唱酬作品，而且正是《西昆酬唱集》使他們驟得“西昆體”的盛名，所以我們評述西昆體時仍以《西昆酬唱集》爲基本材料。
楊億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說他們寫詩的目的是“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這種觀點指導下寫出的詩，其題材範圍必然是比較狹隘的。全集70個詩題中，主要有三類題材：一是懷古咏史。當時他們正在編纂《歷代君臣事迹》，汗牛充棟的史籍、著名歷史人物的故事便成爲詩材的淵藪，如《始皇》、《漢武》、《明皇》等皆屬此類。二是咏物。咏物詩本是閉門覓句的詩人最喜愛的題材，即使缺乏詩情也能從周圍事物中找到無窮的詩題，所以西昆集中此類題目甚多，如《鶴》、《梨》、《柳絮》、《螢》、《泪》等。三是描寫流連光景的生活內容，由于館閣生活比較單調，所以此類詩題不外是《直夜》、《夜燕》、《別墅》等。此外西昆集中偶有閨情題材如《無題》、《闕題》等，但爲數很少。後人或責備西昆體“淫靡”，那是不符合事實的。
西昆體詩在內容上幷非毫無可取之處，例如劉筠的《漢武》：
漢武天臺切絳河，半涵非霧鬱嵯峨。桑田欲看他年變，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幾遷空象物，秦橋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賦徒能諷，卻助飄飄逸氣多。
咏漢武而不寫其尊儒術、破匈奴等功業，反而集中咏其晚年好神仙、求長生的事迹，語帶譏刺。這對宋真宗在咸平、景德年間崇信符瑞、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動顯然有旁敲側擊的諷諭意味，故而體現了批判時政的現實意義。但是從總體上看，西昆體詩的思想內容是比較貧乏的，它們與時代、社會沒有密切的關係，也很少抒寫詩人的真情實感，缺乏生活氣息。
西昆體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藝術特徵。楊億等人最推崇唐代詩人李商隱，兼重唐彥謙。西昆集中的詩大多師法李商隱詩的雕潤密麗、音調鏗鏘。不但《無題》、《闕題》一類詩直接模擬李商隱詩，而且《漢武》、《明皇》等作也是脫胎于李的咏史詩｛例如楊億的《無題》（巫陽歸夢隔千峰）、錢惟演的《無題》（絳樓初分麝氣濃）便是同擬李商隱《無題》（來是空言去絕蹤）一首的，詳參王仲犖《西昆酬唱集注》，中華書局1982年排印本。｝。西昆集中詩體多爲近體，七律即佔有十分之六，也體現出步趨李商隱、唐彥謙詩體的傾向。
西昆詩人學習李商隱的藝術有得有失，其得益之處爲對仗工穩，用事深密，文字華美，呈現出整飭、典麗的藝術特徵，例如楊億的《南朝》：
五鼓端門漏滴稀，夜簽聲斷翠華飛。繁星曉埭聞鶏度，細雨春場射雉歸。步試金蓮波濺襪，歌翻玉樹涕沾衣。龍盤王氣終三百，猶得澄瀾對敞扉。
此詩將南朝的典故巧妙地組織在一起，工穩妥帖，鍛煉無痕。中間二聯對仗精工，辭采華美。全詩音節鏗鏘，用意深密，藝術上很接近李商隱的同類詩歌。西昆體雖然沒有能在唐詩之外開闢新的藝術境界，但是相對于平直淺陋的五代詩風而言，這種整飭、典麗、深密的詩風畢竟意味著藝術上的進步。在宋初詩壇彌漫著白體和晚唐體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詩風的背景下，西昆體的出現無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統一帝國的堂皇氣象，這是“楊、劉風采，聳動天下”的主要原因｛歐陽修語，見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第22頁。｝。
然而西昆體在藝術上也有嚴重的缺點。由于西昆體詩人專門模仿李商隱詩的藝術外貌，而缺乏李詩蘊涵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往往徒得其華麗的外表而缺乏內在的氣韻，就像泥塑木雕的美人總是少有神採一樣。至于模仿得不很成功的詩更是雕繢滿眼而支離破碎。而且西昆體詩人專事模仿而缺乏創新精神，沒有自成一家的氣概，所以雖然風行一時而終難在文學史長河中得以自立。至真宗天禧年間，就有伶人扮演成李商隱而身穿破爛衣服，諷刺西昆詩人說：“吾爲諸館職撏扯至此！”（劉攽《中山詩話》）可見這種專事模仿的詩風不久就被人看作是剽竊了。
由于《西昆酬唱集》中有些詩篇含有譏刺時政的意向，特別是楊、劉等人寫的一組《宣曲》詩被指責爲影射真宗朝的掖庭之事，所以真宗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即下詔指責其“浮艶”詩風，時距《西昆酬唱集》的成書還不到一年。但是真宗下詔的真正目的幷不是要振作詩風，而詔書對西昆體的指責也幷未切中要害，所以西昆體幷沒有因此即告衰歇｛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君謨以詩寄歐公，公答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可見西昆諸子不僅傾動一時，而且其影響直到歐陽修的時代仍未泯滅。｝。
西昆體衰歇的真正原因是其自身的兩個致命弱點，一是詩歌題材範圍狹窄，缺乏時代氣息；二是詩歌藝術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帶有這些缺點的詩風雖然也能風行一時，但它所取得的成就肯定難以超越前人的藩籬，所以絕不能承擔起在唐詩之外另辟藝術新境的歷史任務。儘管西昆體的成就高于白體和晚唐體，但它們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晚唐五代詩風的沿續。從白體、晚唐體到西昆體，宋代詩人先後在唐代詩歌中選擇白居易、賈島、和李商隱作爲學習的典範。由于宋初詩人在藝術上還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還沒有樹立創建一代詩風與唐詩爭雄的信心，所以他們未能取法乎上，以李白、杜甫爲典範，而衹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詩人爲學習對象。但是這種摸索過程事實上爲後來的詩文革新提供了經驗和教訓，所以宋初詩歌仍是宋詩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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