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大众化、科学化:语文课程教材现代化的方向

作者:倪文锦




  编者按:由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的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母语教材研究》,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十五”重点课题的终结性成果,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一五”规划出版的重点图书,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立项的精品图书工程十个重大项目之一。本刊从今年第6期起,将陆续连载对《母语教材研究》十卷本的评介。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弹指一挥间”,百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中国语文课程教材的现代化来说,百年则是一个相当复杂、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因为从总体上说,由传统走向现代是我国语文课程教材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其间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风雨和曲折,困顿和艰辛。《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演进》从“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自20世纪初至今,我国语文课程教材发展的历程,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其由传统走向近代进而现代的历史轨迹,并剖析了这一过程留下的经验教训,能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有益的启示。
  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既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我国语文课程教材的内部发展需要。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关键还是取决于该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如果其本身没有这种需要,也就失去了变革的依据。从语文教育内部观之,我国语文课程教材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诚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条是对语文现代化的追求,另一条是对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追求。两者虽然不是同步进行,但最后毕竟都通向人的解放这一主题。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大众化和科学化一直是主流。反思这一进程,将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起点上去拓展语文课程教材现代化的发展内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母语教育的创新之路。
  纵观《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演进》,其大众化的过程虽然有着许多不同的表现,但其中有三点是不能回避的,并留给我们深刻的启迪:一是语体的文白之争,二是汉字的优劣之辩,三是选文以“实用文”还是“美文”为主的交锋。从现象上看,白话语体只是一种语言形式,它与教学内容的先进与落后并无必然联系。但在文白相争的当时,白话文却并不仅仅是语言形式,更是新文化的一种象征。因为从本质上讲,文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文言是阻碍语文课程教材变革的主要障碍。如果不改革教材的语言,新式教育的发展就不可能深入下去。同时白话语体的出现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需要。如果说在清末新式教育萌芽之际,肤浅的科学知识尚能借助文言加以传播,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急剧增长,文言的消极阻碍作用便日益明显了。这一点就连当时包括国学大师梁启超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也痛感: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碍科学之进步。因此,白话语文教材的诞生一方面显示出教材语文与学生口语接近,易为学生所接受,同时也反映了教材编写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样,实用文与美文不过是表达世界意义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它们虽然可以属于不同的文化材料,但具有等价性,不该厚此薄彼。值得一提的是,实用文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科技文,加强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联系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因此语文教材在反映科学文化方面将随着时代的进步会有新的发展。至于备受争议的汉字,在清末民初新式学堂诞生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其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鉴于汉字认读的繁难,有碍于普及教育和开发民智,一部分持“汉字必废”论的人主张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另一部分人,特别是留学海外的一些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则持“汉字必存”论。他们在一些著名大学里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汉字汉语的特点及其学习规律进行科学研究,为中小学语文教材在识字教学、读写训练乃至版式设计等方面提供了切切实实的科学依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作为语文大众化的方向,汉字的简化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成为课程教材的主要内容,系统性、标准性、精选性和心理适应性是现代教材编制的主要特点,也是教材编制走向科学化的标志。语文课程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百年来语文教材编制追求科学化的步伐却从没有停止过。
  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至新中国成立,语文教材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形式已清楚地显示出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主要特点为:
  第一,从语体角度看,教材已由单一的文言文发展为文白混编或分编,并以白话文为主;第二,从选文的角度看,教材已由只选传统的名家名篇发展为既照顾到传统名篇,更注意选用反映时代精神和现代气息的普通文;第三,从课文的编排方式看,教材已由传统的以时代为序的“直线”式发展为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圆周”式;第四,从课文的组合形式看,教材已由孤立的单篇文章的罗列堆砌发展到满足一定教学要求的具有一定联系的单元组合;第五,从编辑意图看,那种只重文学教育、文艺欣赏,轻视或忽视语文应用的传统观念已受到冲击,而研究规律、兼顾文学性与实用性并以实用为主的教材观已初露端倪;第六,从结构成分看,教材已从单一的范文系统发展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作业系统和助读系统的综合。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其目标是迈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比如,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理论和方案的提出与实施,为探索语文教学的科学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毋庸置疑,以义务教育为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以班级授课为主要的教学模式、以掌握统一的书本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和现代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是现代教育的四大特征。1986年,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国家提倡并鼓励教材编写实行“一纲多本”。如果说义务教育制度本身为语文教育大众化提供了制度保证,那么,“一纲多本”则为语文教材编制走科学化道路搭建了公平竞争的平台。以这一时期的十多套中学语文教材为例,编者普遍重视以语文能力为核心作为教材结构的主线,同时以生活为本源,以学生为主体,以知识为先导,并吸收教法、学法改革的经验,组建教材的结构网络体系,为实现教材的科学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科学性,包括科学知识和技能在语文教育领域的运用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纵观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的发展,科学性的追求一方面使语文教育表现出与传统经学教育具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语文课程教材越是走向现代,其心理学化程度越高,科学性越强。我们应该承认科学作为手段、方法论及价值系统给语文教育带来了种种变化。今天,当我们面对新的文化语境,重新认识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仍然是富有现实价值的。
  语文课程教材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外国教育思潮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赫尔巴特的形式教育学说,继而由夸美纽斯创立、赫尔巴特推行的班级授课制及五段教学法,在当时是提高语文教育效率进行科学化探索的重要途径。上世纪20年代以后,推动语文教育向现代转型的则是以杜威为核心的西方教育哲学。语文教育在这一时期即“实验的时期”,才被赋予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科学化探索。当然,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科学化还承担着批判封建迷信及思想启蒙的任务。50年代以后,凯洛夫的教育学对我国的语文教育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真正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教育思想还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发出教育要“三个面向”之后。如赞科夫、布鲁姆、苏霍姆林斯基……学术思想百家争鸣;建构主义、多元智能、元认知理论……教育流派百花齐放。这一切都使给我国语文教育出现了新气象,产生了新变化,也使我国语文课程教材现代化建设切切实实迈上了新的台阶。
  总之,百年沧桑,《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演进》呈现给我们的是:中国语文课程教材的编选尽管有反复甚至曲折,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大众化、科学化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它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浙江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