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始终是从零开始

作者:洪宗礼




  从学语文到教语文再到研究语文,我走过近半个世纪的“语文”之路。在这条坎坷崎岖的道路上跋涉,我历经曲折。然而,作为一个挚爱母语又愿终身为母语课程献身的虔诚的教育者,我矢志不渝地求语文教学之真,解语文教学之谜,进而铸造语文教学之“链”,终于到达我心向神往的彼岸。
  我在一所学校从事语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近五十年,尽管其间有多次从政与调至高校的机会,都毅然谢拒,坚守在我钟爱的中学语文教学岗位上,始于斯,终于斯。年逾古稀,容易怀旧,便写下一些往事及感悟。
  上世纪50年代末初为人师,带着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我踌躇满志地来到江苏省泰州中学,兴致勃勃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教的是初中语文。我在大学门门课程5分(时为五级计分制),又是学生干部,还擅长演戏。同学们夸我有“三个一”:一口普通话,一手好文章,一肚子诗词散文。自视凭这些条件,教初中语文“绰绰有余”。然而任凭我天天忙到深夜也应付不了语文教学的“两座大山”:改作文和备课文。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中国语文教育抓“双基”最扎实的阶段。看着老教师毫不费力地频频收获,自己则犯愁何日才能“多收三五斗”。
  最使人烦心的是改作文。当时是每周一作一评(间周一大作一小作),把作文改得满纸红,却吃力不讨好。有位同学写作水平一般,却一次写满一本交来,错别字、病句又多,可谓“荆棘丛生”,一篇作文改到深夜也改不完,一怒之下,手中蘸水笔的尖锐笔尖猛戳到作文本上,扎出一个洞。望着被墨水濡湿的殷红一片,我才渐渐冷静下来。次日,我把学生请到办公室,带着内疚而又埋怨的语气说:“弄污作文本本该向你检讨,可你把作文写得这样长,错字病句又那么多,能体会老师的苦衷吗?”那同学沉默不语,泪水渐渐出眶,口中嗫嚅道:“我想将来当个作家。”学生的轻轻一语,我的心头一震:透过学生的作业可以看出这位同学的学习心态。学生有很高的写作热情,自己却发火抱怨,足见我在大学里学的教育学、心理学还停留在书本上,不能致用。
  此后,我对这位同学热情鼓励,引导他把几百字的短文写好,再逐步学写长文。后来,这位学生毕业参军入伍,不久便当上了通讯员,过了几年,成了一位将军的秘书。经多年奋斗,他成了一位军级文职干部。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影响深远。它使我悟出一个重要道理: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可以“登堂”,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才能“入室”。自己必须牢固树立教书育人的观念,不断锤炼教学的各项基本功。于是,我以零为起点,开始了新的跋涉。我在床头柜上写下“情操高、教风实、教艺高、基本功好”十三字箴言,结合工作实际重新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中外大家论教育的著作,写下几百篇教育教学札记,制作了几千张卡片。三篇谈教育体会的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十余年努力,算是成了一名比较称职的语文教师,初步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我成了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很快投入到“抢救”语文的千军万马之列,用火山爆发那样的热情去夺回因“文革”给语文教学造成的损失。其时,我40岁,因超负荷地在各年级上课,喊裂了声带,原来在中学、大学曾是“著名的男高音”,拥有“漂亮的音色”,此时喉咙却像只破了的砂锅。
  开展教学研究,撰写教科研论文的热情,也像久壅顿开的泉水,汩汩流泻。我边教学、边总结、边研究。初中、高中,毕业班、非毕业班,都有我的“试验田”。三尺讲台成为我锤炼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的练功台,教学实践成为我提炼经验和提升理论的基石。《试论语文的工具性》《想,是一个总开关》《写作与辩证思维》等一篇篇论文发表,一本本专著出版。我所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语文教法的改革上。
  其时,我的引读论已经初步形成,引写论亦在酝酿之中。为了尝试应用“双引法”教学,我开了一节写作公开课,听课者是来自全省的800多名教师。课从“引读”开始,先让学生集中“反刍”几篇课文中有关写人物的知识,理解作者是如何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精当简练的笔法,准确生动地勾勒出人物形象的;然后当堂训练:要求每个同学都为本班的一位同学画像。由于同学们既是写作者,又可能是被写的对象,所以写作热情十分高涨。课进行到习作交流阶段,一位同学的习作描写了他的同桌“缺颗门牙”的生理特征,这一细节在文中几次出现,可惹怒了被写者,他当即起身抗议,继而两人竟推推搡搡,几乎要扭打起来。风波骤起,满堂愕然!我也震惊了,40多名学生和800多位听课者的视线都投向了我:洪老师,你怎么办?这时我意识到最需要的是冷静和教育机智,略作思考后我先让两位同学坐下,然后把话题意外一转:“课本中写鲁迅先生的一双手,十根手指像‘竹枝似的’,这一细节美不美?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鲁迅先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加上大病初愈,特别瘦,“竹枝似的手指”看起来不美,但这一细节刻画出一位坚韧顽强的战斗者的形象,给人美感。讨论至此,同学们思窦大开,把“缺颗门牙”和“竹枝似的手指”联系起来,有的认为“缺颗门牙”正是表现了一个少年的稚气美,有的认为抓住这一特征写,会让人物更具独特的神采,更显得可爱……此时的课堂像水烧开了的锅。最后,写者和被写者都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当场“握手言欢”,课堂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以后的若干年,我常常回味这堂课,感到虽说勉强完成了教学任务,但只是“险胜”!自己的教学艺术还远远未达到成熟的境地,教育机智还远远不足以应对千变万化的课堂。从此,我边教学边总结,继续提升教学理念,提高教育机智,又迈出一大步。
  这段时期,尽管由于我在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成绩,被评为江苏省首批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我“三省吾身”“教而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决心继续从零开始,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修炼教学艺术,使自己成为具有高超教学艺术的真正成熟的优秀教师,能够进入语文教学的“自由王国”。
  随着教改的深入,我结合教学实践对语文教学作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五说”(工具说、导学说、学思同步说、渗透说、端点说)教育观,作了构建语文教育“链”的尝试。但当时,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问题,仍严峻地凸现着;如何实现语文教学科学化与艺术化的结合,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等课题,尚待深入研究。我再次进行反思,用心寻找问题的症结,寻找新的零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扬州大学,拜访全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史家顾黄初教授, 请他为我即将出版的一部38万字的专著写序,并告诉他,下一步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深化语文教学方法研究;二是编实验教材。交谈中,还流露出我和我的同事对当前统编教材教学低效的不满意。顾先生似乎未经思考就脱口而出:“编教材!”这句话使我眼前陡然一亮,于是我和顾先生在他家开起了“研讨会”。我回顾了自己七八年中对语文教法的改革,感到虽说触及了各个领域,但总是深入不下去,关键是教材不适合教学。教材不科学,再好的教法也不能奏效。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形成共识:用教材来制约教法,用先进的教材理念改变落后的教学理念。编教材,这确实是一着好“棋”!说干就干,1983年我草拟了教材编写方案,次年编出教材初稿,并作为实验课题上报,先列为扬州市科研项目,后又列为江苏省教科所科研项目。教材编成,亲自执教;一轮教完,不是小有成效,而是大有成效。初战告捷,这一成果像火柴头点燃了我从事母语教材编写的熊熊大火,我的人生事业又第三次从零开始。
  20年来,我主编了三套经国家审定的初中语文教材,累计发行7千余万册。三套教材,与时俱进,呈现出第三套对第二套,第二套对第一套否定之否定的态势,不断提升水平,日臻完善,终使第三套教材推行到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教材之一。这期间,我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进入花甲之年,本应“解甲归田”,颐养天年,但回顾近40年的历程,我觉得自己的语文教改之路尚未走完。我时年60岁,身体尚可;又摆脱了学校行政事务,获得了更多的属于个人的时间与空间;课改正在深入,我自悟到每一个有使命感的改革者不应却步;更重要的是,自己具有近40年语文教学与教材编写的积累和感悟,应当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我想到应该从讲台上下来后,再走到书架旁,把“立言为径”作为进入60岁以后的新追求。面临着第四次从零开始,我毅然承担起“九五”“十五”两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参与该课题研究的人员有中外学者专家近200人,组成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的“非常集体”,而我总是说,我是“小马拉大车”。“小马拉大车”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克己为人的精神,靠的是敬人、信人、融人的准则和艺术,靠的是火焰一般的热情,靠的是维系人心的人格魅力,更靠的是不断从零开始自我超越的精神、魅力和勇气!
  而今,由于这个“非常集体”的齐心合力,逐步完成了16卷883万字关于母语教材研究的皇皇大著。令我欣慰的是,在我六旬以后的10年岁月,出乎意外地获取了一生最高的成就。
  回眸自己50年走过的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编写与学术研究之路,深深感到,如果把人生比作“圆”的话,那么“圆”上的每一点,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每一个终点又都是我的事业的新起点。我时时牢牢记住:只有不断树立起“始终是从零开始”的观念,才能跨越一个个巍巍峰巅。
  (江苏省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 22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