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为之奈何”话刘邦

作者:马国生




  汉高祖刘邦缺点很多,做泗水亭长时“好酒及色”(《高祖本纪》);“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项羽本纪》);做沛公时,六十多岁的长者郦食其求见,“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陆贾列传》);做皇帝时,大臣周昌求见,“方拥戚姬”(《张丞相列传》);更匪夷所思的是“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生陆贾列传》)。然而他最大的嗜好恐怕是骂人了,他骂萧何,骂韩信,骂郦食其,骂黥布,骂刘敬,骂陆贾,骂赵王张敖,骂给他看病的医生,骂第一次和他见面的将军,“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魏豹彭越列传》),有来由骂,没来由也骂,骂人的口头禅是“竖儒”“竖子”“乃公”“而公”“齐虏”等等。
  然而刘邦的优点也很多,《高祖本纪》里说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评价是:“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在他的诸多优点中比较突出的一条是有容人之量,具备察人之能,善于纳人之言,多用“为之奈何”向人求教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一篇《鸿门宴》有三处“为之奈何”,在《垓下之围》中也有一处,此外在《陈丞相世家》《留侯世家》《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等篇目中也屡有出现。“为之奈何”表明刘邦爱问,善问,既有海纳百川的度量,又有择善而从、果断决策的明智,这是他作为帝王之才的一个基本特点。
  
  一、刘邦爱问,更善问
  
  刘邦本人似乎没有多大能耐,个人能力平平。然而刘邦爱问,他一个“为之奈何”的好习惯帮了大忙,大大弥补了个人能力的不足,并紧紧团结了一批胸怀龙虎策的文臣武将,人人无不竭力尽智,竭诚尽忠,极大地增强了集体的力量,并最终战胜项羽。刘邦随时随地,不分场合,只要不明白就问。鸿门宴之后的第二年(前205年)五月,刘邦彭城之战失败,问张良可以和哪些人共同成就大业,“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留侯世家》)这个“下马踞鞍而问”可谓传神之笔。
  刘邦善问,善于连续发问,连续提出三五个问题对刘邦来说是常事。在重大抉择面前他都要发问。鸿门宴之前刘邦得知项羽准备攻打自己的消息,向张良连发四问,直至问清楚全部内容。刘邦得了天下要确定都城,问刘敬,问群臣,最后问张良才确定下来。刘邦还善于抓住该问之问来问当问之人。他问得最多的恐怕是张良和陈平了。张良“常为画策,时时从汉王”,“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陈平“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陈丞相世家》)。
  刘邦有时问得别有趣味。赵尧是个年轻人,因为解除了刘邦心中长期压抑的一大心病,刘邦想提拔他做御史大夫,“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赵尧,曰:‘无以易尧。’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张丞相列传》)看这个刘邦,似问非问,自问自答,却又煞有介事,“孰视赵尧”,如此描写,真叫人忍俊不禁!
  
  二、刘邦善问,更善听
  
  刘邦喜欢提出问题,向别人发问,源于他内心有着一种强烈的解决问题的欲望,他不满足于现成的办法,总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优化”意识。刘邦曾和郦食其谋划如何削弱项羽的力量,郦食其提出应该通过分封六国诸侯牵制项羽,刘邦当即称善,并要求立即行动。恰好张良求见,张良连说“八不可”,刘邦顿然醒悟,“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留侯世家》)由此可见,刘邦善于否定自己,不仅善问,而且善听,善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善问和善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善于纳言的具体表现。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写有个曾经为迎合刘邦而“变其服,服短衣”的叔孙通,在刘邦要废太子的时候,却慷慨陈词,直言劝谏:
  叔孙通谏上曰:“……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削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
  如此虚心纳谏,在封建帝王中是不多见的。如此直谏尚能接受,刘邦还有什么不敢去问的呢?张良、陈平的妙计他能听,袁生、陬生的建议他也能听。刘邦的度量是很大的。既然有度量去容纳,随便去问好了。只要是想知道的,他就不会忌讳。毫不掩饰,径直发问,看你能说出个什么,合者则用,不合则弃。而且,善纳人言一旦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便会沉淀、凝聚成个性品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会升华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大度洒脱,“意豁如也”。刘邦做了皇帝,大会群臣,为老父亲祝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高祖本纪》)显然,是刘邦的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打动、感染了所有的人。
  
  三、刘邦善问,更善悟
  
  刘邦常常是问来问去,似乎是胸无良策,智力平平,乏善可陈。这样真是小看了刘邦,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实际上刘邦对人情的体察,对事理的把握,绝非常人所能比。刘邦悟性之高,甚至用“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来形容也不过分。面对种种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繁复纷纭的事态发展,面对云谲波诡的社会形势,刘邦能提出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他始终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远非常人所能及。张良堪称帝王之师,而刘邦和老师的交流问答可谓风行水上,应对自如,刘邦能是智力平平吗?鸿门宴之前刘邦向张良连问两个“为之奈何”,张良说:“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这句话如拨云雾见青天,使刘邦解除生死危机的思路豁然开朗,之后拉拢项伯、鸿门请罪,犹如水之就下,一气呵成。就在拉拢项伯之前刘邦还问了两个具体问题:“君安与项伯有故?”“孰与君少长?”可见他头脑之清醒,办事之沉着老道。在刘邦已经做了皇帝的第四年(前199年),丞相萧何建造了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未央宫,刘邦平叛归来知道后就发怒:“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从刘邦的发怒可以看出他颇有体恤苍生的情怀,强烈的自我约束意识,而一句“成败未可知”,不也是头脑清醒的明证吗?而后再看萧何给出的解释:“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本纪》)萧何一是讲出了时机问题,二是讲出了形式增加威仪的道理。孔子讲做人的原则:“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与萧何之言实有相通之处:立身立人要兼顾形式和内容,立国立家何尝不是这样。这些道理一经点破,刘邦是欣然接受。可见,刘邦悟性不可谓不高。再看韩信、陈平,个个人中之杰,个个胸藏奇谋秘计,个个富有远见卓识,而刘邦是一点即明,对各色人等的驾驭雍容自如,得体有度。
  
  四、刘邦善问,更善断
  
  由善问到善断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善问的最终发展结果是善断。善断是一个决策者最核心的职能,是高水平决策者的基本素养。在刘邦的复杂个性中,善断是一项具有核心意义的特征。仍然举他选择都城的例子。《刘敬叔孙通传》讲刘敬力劝刘邦“人关而都”,刘邦未能确定,又问群臣,群臣主张以洛阳为都,刘邦仍然不能确定,等到张良讲明了入关的好处,“即日车驾西都关中”。这个“即日”很好地说明了刘邦非常善于决断。综观刘邦一生,在重大转折关头往往能正确决断,这是他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而他的一系列正确决断,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善问善听,善于集众人之长的结果。刘邦的成功不是他一人之功,也不是张良、萧何等几人之功,而是一个团队的成功,刘邦则显然是这个团队的核心。如果拿这一点来比较刘、项的成败,可以说是团队精神打败了个人英雄主义。
  刘邦善断,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知错能改。刘邦度量大,悟性高,不矫情,不做作,所以每当他发现做出了错误的决断便能立即改正。汉七年(前200年),刘邦要攻打匈奴,先派使者打探对方底细,派了十余拨人,都说可以攻打;又派刘敬,刘敬看到的只是“赢瘠老弱”,便向刘邦陈述意见:“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刘邦闻言发怒,骂刘敬:“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并用刑具把他囚禁在广武县。后来刘邦果然遭遇平城之耻,吃了败仗,于是,“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刘敬叔孙通列传》)知错能改,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刘邦的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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