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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的思想创新
作者：陆精康
《报书》的思想创新表现在：生死价值观、发愤著书说和创作宗旨论。
一、生死价值观
司马迁将人对生死的态度，分为三种。一是顾念妻子而“贪生恶死”；二是“激于义理”而“舍生取义”；三是忍辱负重而成就事业。
司马迁认为，第一种态度是人之常情，人多如此，不足为怪。第二种态度，不甘受辱毅然引决，值得提倡。其前提是：当一个人功名已立，或可以死而立功名之时，就要“早自裁绳墨之外”，毫不犹豫地去死节，而不必自取其辱。一般来说，“舍生取义”比起不顾义理而贪生怕死之人要高尚得多。《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慷慨赴死的义士。田横耻于降汉，自刎而死，五百壮士，“亦皆自杀”；屈原惟我独醒，纵身江流；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毅然引决……司马迁称颂这些为义而勇于死节者“岂非至贤”（《田儋列传赞》），“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季布栾布列传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相反，“具五刑”的李斯、“受械于陈”的韩信、“南向称孤”的彭越、“受辱居室”的灌夫，“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安在其不辱也”！
第三种态度，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之时，就应该忍辱发愤，建立功名，最大限度实现人的价值。轻易去死，不是大智大勇的表现。逆境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其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发愤雪耻，终灭强吴，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越王勾践世家赞》）。伍员亡命逃窜，乞食吴市，弃小义而雪大耻，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伍子胥列传赞》）。季布以勇显于楚，隐姓埋名，为人钳奴，受辱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为“贤者诚重其死”（《季布栾布列传赞》）。这类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值得敬仰。
天汉三年，司马迁毅然接受了污辱先人戮笑乡党的宫刑，随后被任命为位卑权重的中书令。司马迁视宫刑为人生极大耻辱。从身体上看，“大质已亏损”，失去人格尊严；从心理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孟子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宫刑乃殄灭不育之刑，司马迁受此刑，“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在生与死的严酷抉择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提出了震烁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提出立身扬名为孝道之最高原则，功名未立则“勇者不必死节”，轻易赴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一观念突破了儒家传统伦理的束缚，谬于圣人“舍生取义”之是非观念，是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的思想基础。其实对司马迁而言，忍辱负重，成就事业，比无所顾忌一死了之更为艰难，司马迁的这种生死价值观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生的价值，是对传统生死观念的突破。
二、发愤著书说
《报书》一气胪列倜傥之人发愤著书８例：文王推演《周易》，孔子著作《春秋》，屈原创作《离骚》，左氏实录《国语》，孙子编著《兵法》，不韦编纂《吕览》，韩非撰写名篇，圣贤发愤为《诗》。这些生活于司马迁前代而又活跃于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其共同特征是，历尽艰难困苦，著作流芳百世。其中韩非、吕不韦两例与史实略有出入，《史记》的两篇人物传记交待十分清楚。这是司马迁一气贯注故为破绽以抒其愤。司马迁的这个观点，被后人称为发愤著书说。
所谓“发愤”，即身处逆境而其志弥坚，忍辱含垢而一心撰述。“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强调：“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报书》亦称：“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认为，忠介文士处于黑暗之中，受谗毁，遭迫害，走投无路，只好以著书述志来发泄愤懑。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愤，以坚韧的毅力著书立说，完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力作。第二，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人民的苦难，抒写志士的情怀。
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以自身的血泪概括出的一条创作规律。“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极”字，将耻辱写到了极点，“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的情形下，司马迁为实现立名后世的理想，将对历史的思考、人生的感悟、悲愤的心境，一一熔铸《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堪称发愤著书迥出之篇。前人指出：“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可也。”（李景星《史记评议》）其原因即在：“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词。”（李晚芳《读史管见》）司马迁“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作者与传主精神上是相通的。可以说，司马迁正是将自己一腔怨愤寄诸史传，才写出了“舒其愤”的传世名作。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观的核心。钱钟书《管锥编》中论及它对后世名家之影响，有详尽的列举和分析。桓谭《新论·求辅》：“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王安石《哭梅圣俞》：“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坷坐老谁当尤！”赵翼《论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更工。”钱先生指出：“轗轲可思激力，牢骚必吐胸臆；穷士强颜自慰，进而谓己之不遇正缘多才，语好词工乃愁基穷本，文章觑天巧而抉人情，足以致天仇而遭人祸”。（《管锥编》第三册第９３７页）
发愤著书说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世间真正的文字皆是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流露，心中怨愤蓄积已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李贽《焚书·杂说》）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客观规律，是司马迁对古代文论的独特贡献。
三、创作宗旨论
司马迁在《报书》中申述了《史记》的创作宗旨：“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这段话是史学史上的首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究天人之际”，就是寻找天道与人道之间的会合点，使之沟通。司马迁所要探究的是存在于天、人之间的两种不同结果。一种是天、人具有感应关系，司马迁认为天命可信。《史记·天官书》记载，秦始皇之时，天象凶，“彗星四见”，人事亦凶，“死人如麻”。一种是天、人具有非感应关系，司马迁则认为天命不可信。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针对“操行不轨”“终身淫乐”而“富厚累世不绝”之情形发出疑问道：“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矛盾统一。“究天人之际”具有历史哲学二元论色彩。
“通古今之变”有下列核心内容。一是时事之变。司马迁划分历史为上古至春秋、战国、秦楚之际及汉代四个阶段，鲜明地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事发展与变迁。特别是后两个阶段，司马迁以生花妙笔展现时代风云，从大处揭示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二是兴亡之变。司马迁论秦亡原因：“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太史公自序》）三是成败之变。《史记》中由胜而败或反败为胜的事例俯拾即是。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政由羽出，号为霸王”“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而项羽之败，在于“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对项羽“成败兴坏”的稽考，充分表现出历史学家超越表象世界透析历史本质的“通变”历史意识。
“成一家之言”，指继承诸子文化，像诸子那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首先，在学术宗旨上，《史记》与子书息息相通。《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思想具有“杂”的特色。司马迁所称“一家”不是法家、道家，也不是儒家。班固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固批评太史公有“三失”，恰恰说明司马迁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融合百家思想而又有所创新。其次，在论述构架上，《史记》对史书体式作改造，创立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这一体大思精的崭新形式，影响了以后历史的撰写。第三，在叙述模式上，为中国史书的叙述模式开创了一个新体式。百三十篇，几乎篇篇有作者自己的直接评说，《史记》创立的“太史公曰”的论评形式，开史家评论历史之先河。
读《报书》，认识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及忍辱负重的精神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够。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创新，懂得《报书》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学习传统文化也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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