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从“人”的角度看《雷雨》的主题

作者:张云霞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雷雨》的接受史中,人们对作品的内容、主旨的理解纷争迭起,对主要人物的分析也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源于《雷雨》本身的内蕴丰厚,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语境的变迁。就拿几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来说,1953年8月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筚路蓝缕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他评价《雷雨》是“写一个绅商家庭的悲剧”,这一悲剧是由“一种社会制度的残酷”所造成的。但王瑶先生马上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结论和《雷雨》原作在内容上的不协调性,于是他这样解释道:“《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但作者处理这题材的时候,却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境,认为‘宇宙里斗争的残酷与冷酷’只是‘自然的法则’,而他所要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结果主题就被他的‘憧憬’所歪曲了”,“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① 王瑶先生的上述观点影响了上个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观点,或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左”倾。有的干脆就认为《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一个社会剧” ②,有的认为剧本“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灭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③,“暴露了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 ④。
  以上这些从社会学层面对《雷雨》所进行的解读,自然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剧作中主要人物周朴园。在以前的大学文科教学中,人们习惯地把周朴园界定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着重强调他身上的封建性特征,以此论证在中国反封建的重要性。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人们又把他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他集资产阶级的自私、冷酷、虚伪于一身,他的下场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所侧重,但是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却是一致的,都是立足于政治的角度,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其特征,对相当复杂的文学对象进行了简约化处理。这是不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曹禺在1935年2月回答日本留学生时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绝非社会问题剧。” ⑤ 这篇题为《〈雷雨〉的写作》是曹禺先生最早的一篇公开谈论《雷雨》创作的文字记录,当时尚无过多的社会政治的干预,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对于后来的治史者来说,应当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为什么文学史家无视于作家的坦言直白,仍然偏执地在作品中寻求泛政治化的“微言大义”呢?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当时的时代语境造成了大家只愿意接受剧作中与时代主流思潮相一致的地方,例如剧作中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内容;而对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重要方面,例如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探索,特别是打破常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编者、导演对《雷雨》的删改。在50至70年代出版的《雷雨》剧本都不经作者的同意,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导演在排演《雷雨》的时候也删去了序幕和尾声,以致在二三十年间,中国一般的观众和读者都没有看到过完整的《雷雨》。作家曾经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他认为最能体现自己创作主旨的是序幕和尾声。序幕和尾声被删掉以后,就导致了后来人们仅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作品。于是,《雷雨》的人文特征被遮蔽了,它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形象读本。这就造成了文学史家和作家各说各话,在《雷雨》的接受史上也形成了对《雷雨》的解说和《雷雨》的原作内容互相矛盾的状况。
  在完整的剧本里一开始是序幕,写十年后周公馆已经变成了教堂医院。一天,周朴园满头白发,老态龙钟,手拄拐杖来到教堂医院里看望两个疯女人——繁漪和侍萍,彼此都没有话。然后剧本借两个修女的口,交代出这里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
  正文以回忆的形式出现。从第一幕到第四幕,重点表现:一、周朴园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繁漪的戏剧冲突,写出了他的基本性格特征——文明涂饰着专制;二、周朴园与情人的关系,通过他和侍萍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难以逾越理智;三、周朴园与弃儿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鲁大海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在经济社会里,血缘让位于利益的严酷现实。剧作以此反映了人在现实中的复杂性格和生存窘况。
  第一幕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生活细节,就是周朴园逼繁漪吃药。这个细节很有迷惑性。一般说来,生活中丈夫劝妻子吃药,表现的是对妻子的关心,这里为什么会招致繁漪那么激烈的反抗呢?答案并不难索解。如果说丈夫的“劝药”是关心的话,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妻子确实需要服这个药,药对她的病有益。而繁漪却没有病,周朴园的“劝药”就带有另一种意味了。特别是他认为自己是家长,家长的尊严不容挑战,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尽管繁漪再三申明以至于含着眼泪请求,他仍然不为所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周朴园的“逼”是用“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说“我请你吃药”,让儿子“跪劝”,这里不完全是作秀,而是在较深的层次上写出了一个人的复杂性格。周朴园不是一个农村里出来的土财主,他是中国当时新兴的资本家,早年曾经留学德国,受过西方文明的熏染。他认为自己是很有教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怎么可以在太太面前张牙舞爪呢?更主要的,他在红尘当中拼搏过来的巨大成功已经养成了他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他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劝药”是关心太太,他认为,我让你吃药,是对你好,对你负责,你却当着儿子和下人的面耍小孩子脾气,让我下不来台。于是他感到深深的苦恼,更加固执地逼迫繁漪吃药,用文明的言辞来推行着他作为家长的一己专制。所以这个细节蕴涵的文化意义有两点:①确立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家庭秩序,这符合儒家的家庭伦理原则。②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外在的、薄弱的,而传统文化的影响才是内在的、顽固的。
  戏剧中一个非常吸引观众视线的情节就是周朴园和情人的关系。周朴园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就是30年前和侍萍的相爱。剧作围绕着周朴园的感情生活,浓墨重彩地写他对侍萍的怀念,曾引发过很长时间的争论。80年代以后,评论界对此基本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肯定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如果说繁漪是一个暴烈如火的女人,那么侍萍就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她对周朴园情深似海,心细如发,为周朴园真心地付出过一切(包括生命)。周朴园从心底里喜欢她、怀念她是有生活基础的。30年来,爱和愧疚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周朴园深深地陷在旧情里不能自拔,以致忽略或者说是排斥了年轻妻子的情感需求,酿出十分严重的后果。这里,作家的刻画是很深入的:他不但写出了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也需要人的感情。但同时他又是现实中的人。他深知他和侍萍地位悬殊,这段感情是不被社会尤其不被他所置身于的上流社会所接纳的。他如果认下侍萍,将会失去很多东西,诸如名誉、家庭、地位等等,而这些则是他用了很多的手腕、手段才得到的,(比如包修江桥,故意让江堤出险;镇压工人罢工等等)他并不愿意舍去这些现实的利益。他虽然和繁漪没有感情,但理智上却又不愿意舍弃她,因为繁漪小他二十岁,“脸色苍白,面部轮廓很美”,“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可见,繁漪出身不错,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太太和周公馆的门第是很般配的,和周朴园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宜的。而侍萍身世卑微。这样,他和妻子无情却地位般配,他和情人有情却地位悬殊。所以从理智上,他不愿意让侍萍来冲击他目前的家庭秩序。于是,如同30年前残忍地抛弃侍萍的理由一样,这次他仍然决定用很忍心的方式来“结束旧情”。这就是周朴园在认出侍萍以后“你来干什么?”一语中的复杂的潜台词。这个情节的文化意义在于:当人的情感和社会礼教规范相冲突时,人若不愿失去现实利益,就只能付出情感作为代价。剧作以此来凸显人在利益社会中的情感围城和生存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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