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
作者：张玉新
教教材，是每一个教师都必须从事的工作。教师不教教材教什么呢？这本来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不能只教教材或只满足于教教材。许多教师尤其十分优秀的教师，能把教材教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教材里的问题能够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可是到了教学生涯的结束，仍然没有其他的建树。这当然是教了一辈子但只教了教材，没有走出教材范畴的悲哀。而教材在以往的教学中往往被特指为课本。
新课程理念十分重视课程的开放性，注重课程的立体结构。我们知道课程大于教材，从前的课本已经不能成为教材的代名词，于是，用教材教就被突出出来。
如果说教教材是封闭性的，是立足于教师教的一种教学方式，那么，用教材教就是开放性的，是立足于学生学的一种学习方式。前者的主体是教师，学生是被动的接收者；后者的主体是学生，学生是主动的参与者。
课程大于教材，更大于课堂。因此，教学过程应该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如果教教材，就会感到课时不够，就会要求延长教学时间，就会唯教材为是，就会成为教材的奴隶。用教材教，就要求把教材当做是教学的基本材料或凭借，而不是惟一的凭借；会主动寻求适合学生特点的一切有利于教学的材料；就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强调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并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教材还是要教的，不然如何走进文本？目前有一种做法，教师不带领学生进入文本，对文本只作蜻蜓点水的处理就顾左右而言他，仿佛已经超越了文本，仿佛文本并不重要。这里强调的用教材教，是指把教材当做课程的一个基本凭借而非惟一凭借，在教教材的时候着眼用教材教。
从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教师心中有原则、目标，教材才能为我所用，我才不只教教材。这涉及到教师角色的转变。
关于这一点，美国的课程专家小威廉姆Ｅ•多尔有精彩的论述，他提出了一个术语叫做“协调信息”，即“在文本和读者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经验和意识之间，协调信息——协调这些信息——而不是呈现一个命题、名词或观点的真理——在我看来似乎是课程的所在或应该的所在。在“协调信息”的过程中每一方积极地倾听——同情地而具有批判性地倾听——对方在说什么。其意图不在于证实（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一种立场的正确性而是要发现将不同观点联系起来从而通过积极地参与对方而扩展自己的眼界的方式。这一参与是一种转变双方的过程的活动，不论双方是文本与读者或学生与教师。”他称这种课程观是自己的课程乌托邦。（参见《后现代课程观》第２１８页）
广大语文教师何尝不追求这样的一种“协调信息”，可是我们烦琐无用的作业批改占去了本应用来读书的时间，学生当然也在题海中煎熬，对试题的苦苦思索替代了对更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的思考；教师又在不断地制造着这样的试题，教师自己也更惯性地思考着试题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在把这样的知识垃圾当做法宝零趸给学生，还往往以对学生负责的姿态。更有甚者，形成了一种群体无意识，于是世俗化、规律化、法制化——无论高手庸手概莫能逃。于是，协调高考信息、协调各种试题信息成了语文学科、语文教师的主要职能，远离了读书、反思、求索，在周而复始的轮回中不断重复自己的昨天，并用这样残破的昨天作为今天的主要内容，更可怕的，还将成为明天的主要内容。于是，我们语文教师（不仅是语文教师）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就呈现在面前——教了一辈子书，最后除了教书什么都不会！
在这样可知的悲惨现实和可推知的未来面前，还有这样的教师，他们同语文教育的恶俗抗争着，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努力和他们的学生创建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