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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这个……”边见也在思索，“我也看不出眉目。反正，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嘛。我认为，他们不仅搞正面防御，也会从各种薄弱环节进行积极防御的。不管怎么样，如果律师把检察机关方面搞乱了套，这个案件自然就会向有利的方面发展。” 　　局长的妻子长吁了一口气，说：“要是真这样就好啦。由于担心丈夫的问题，最近我连觉都睡不好呀。” 　　“我看局长保险没问题。而且，尽管不知道律师在考虑什么，但他讲的如果能够成功，就会出现案件本身平息下去的可能性。” 　　“若真能这样，可就谢天谢地啦。”边见飞快地朝局长妻子的脸上看了一眼。他是在用新闻记者的眼光进行观察。 　　“太太。”边见以一种与刚才不同的声调说，“我想坦率地请问您，局长方面有什么令您担心的迹象吗？噢，这也许太冒味了，既然事到如今，我也想给您当个参谋。” 　　局长妻子沉默了。没有马上回答。从她那变得难看的表情，提问者认为己经得到了答案。 　　“其实，是有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她勉勉强强地低声说道，“说来真叫您见笑。” 　　“不，请您尽管说好了。这个当口，太太自己闷在心里，是无补于事的，必须想个最好的办法。因此，希望太太无论如何也要坚强起来。” 　　边见这样鼓励着局长的妻子。 　　“您所担心的事是什么呢？”他把身子朝前探了一点，“不，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这点请您绝对放心。请您全部讲出来好了。我愿意尽力与您共同考虑个万全之策。” 　　“谢谢。”局长妻子说。停了一会儿，她便讲下去了，“实话告诉您，那是有一天晚上，田泽带回来一件貂皮大衣，说是给我的。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大衣呢。田泽虽说是局长，论起拿到的薪水，却并不那么多，是买不起那样的貂皮大衣的，肯定是在什么地方收的礼物。作为礼物来说，那是过分地豪华了。我立即就看出是从哪儿收的礼，所以当时就对田泽说，要赶快退回去。” 　　局长妻子讲出了全部真相，她接着说：“可是，田泽就是那么一种脾气，开头说，先原封不动地放着，最后又说要送给轮香子。我可不想让轮香子穿这样的衣服。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就拖延下来了，始终没退还回去。这期间，我又催过田泽一次；田泽说，你们娘俩不穿的话，就送给亲戚吧。” 　　“这么说，那件貂皮大衣，您就转让给亲戚了？” 　　“嗯。亲戚里恰好有一个人穿着它挺合适，所以就给那个人了。正是这件事叫我放心不下。“ 　　“原来是这样。”新闻记者脸色阴沉了，“这就无可奈何了，那件大衣，肯定象太太所推测的那样，是企业家赠送的礼品。没有退回去，是有点遗憾呢。” 　　“边见先生。”局长妻子表情严肃地问，“您看那件貂皮大衣会有问题吧？” 　　边见想回答“当然会有问题”，却实在难以立即说出口。 　　“现在需要提前跟亲戚讲好，就说不是我们转让给她的礼品，这是为了防止万一而采取的措施。” 　　然而，边见的话也讲得没有把握。微弱的阳光照射到房间里。在这沉闷的气氛中，令人觉得仿佛什么地方有个缝隙，一股冷空气正由那里吹进来。 　　“太太。”边见慎重地追问道，“其他再没有别的了吧。企业家没另外带来东西吗？” 　　局长的妻子没有吭声，只点了点头。然而，她还有件事无法对边见讲出来。接受的东西，不仅仅是貂皮大衣。还有用报纸包着的一札钞票。那是企业家留下来的，当时他悄悄地放在门口盛鞋的箱子上就溜掉了。 　　而这个报纸包里面的东西，她却违背自己的理智，将它用掉了一半以上。 　　田泽隆义近十二点才乘机关的汽车回到家里。妻子到门口打开门：“您回来了。” 　　田泽默默地走进家中，身上散发出一种酒气。轮香子和女用人都安歇了。家里只有走廊的灯亮着。 　　田泽走进起居室，正脱外衣的时候，关好大门的妻子进来了。 　　“我说，”妻子叫了丈夫一声，“今天边见先生来啦。” 　　丈夫一声不吭，仍旧穿着西服，倦怠地坐在那里。酒味很大。 　　“参加宴会了？” 　　丈夫并不答话，却说了句“拿水来！”妻子给他端来以后，他好象喝甘露一般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给您讲一下边见先生说的情况吧？” 　　“都说了些什么？” 　　丈夫用一块洁净漂亮的手帕擦掉沾在唇上的水珠。 　　“他说到律师先生家了解检察部门的动向去了。据律师先生当时讲，他们手里好象有搞垮检察部门的关键手段。” 　　“那是律师在虚张声势。”丈夫根本不感兴趣。 　　“不，据说未必如此呢。边见先生是这样说的。和别人不一样，这是边见先生的话，所以还是可信的。” 　　“即使是边见讲的也靠不住。”丈夫带答不理地说，“他讲到什么具体情况了吗？” 　　“那倒没讲。不过，据说律师讲得非常有把握。律师说，自己打出的杀手锏将使检察部门溃不成军。” 　　丈夫的眼神不禁为之一动，但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 　　“硬要把这种事信以为真，也没有办法。你都向边见详细地打听了些什么呀？” 　　“不，并没特别问到什么。看到报纸，我老是担心。” 　　“你不必过分担心吧！我心里有底，没问题。” 　　“我说。”妻子改换了声调，“貂皮大衣的事，我跟边见说了。” 　　“糊涂蛋！”丈夫皱起眉头。 　　“那件东西给了亲戚恭子。边见劝我说，应当早点对接受大衣的人讲明，好叫她心里有数。” 　　“边见这小子没说别的什么吗？” 　　“没有。”妻子的表情仍然有些不自在。 　　“不过，虽然貂皮大衣的事跟他公开了，可是从土井先生那儿收到的用报纸包的那叠钱，我却没有勇气向边见说出口。” 　　丈夫沉默不语。妻子又说：“哎，我说。那笔钱的事，怎么处理才好呢？” 　　“用了多少？”停了一会儿，丈夫细声问道。 　　“由于各种开销都赶到一块了，所以终于花掉了一部分。若是一开始就不让他们把那包东西放下，该有多好呢！我也是把它收到衣柜的底层，想着绝对不去动用，把它退还回去，结果却终于……”说着，妻子低下头去。 　　“所以我才问你用了多少嘛。” 　　“我估计用了一半左右，乡下家里盖房子，要我帮忙，所以出了钱；我的亲妹妹结婚，也负担了一部分。总之用项很多。” 　　“二十万（此处的“二十万”，系指日元，下同。）左右吧。”丈夫脸色很忧郁。 　　“您虽说是局长，也只不过表面光彩；您的薪水比外面人想象的要少得多，实在难为您了。我真恨土井先生，明明我们拒绝了，他却在临走时把那种钱放到盛鞋的箱子上就逃之夭夭了。这次他被检举出来，肯定也会把这件事向警察交待的。” 　　“不，听说自供还没有开始。” 　　“反正，早晚会说出去的。事到如今，要退还也不成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我说，不会‘搜查住宅’吧。” 　　“是啊。”丈夫也示弱了，“还是趁早把那笔钱适当处理一下为好吧。”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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