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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新闻界和公众都接受这是个同谋的假设。加尼玛尔这个老侦探也坚持这一假设。他说：“亚森·罗平在这里插了一手。”他对法官说。 　　“嗬！”法官回答说，“这个亚森·罗平，您认为他到处都插了手。” 　　“我认为他到处插了手，是因为他确实到处都插手。” 　　“您不如说，凡是弄不太清楚的案子就是他干的。再者，请您注意这个事实：那只钟证明，案子是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发生的。而门房讲，那人是凌晨三点钟来的。” 　　司法当局常常为证据所误导，强行拿先入之见去解释事件。维克托·达内格尔的可悲经历，什么惯犯、酒鬼、放荡家伙，都对法官产生了影响。尽管没有任何新的情况来证实那两三个最初发现的迹象，法官的看法仍没有动摇。几星期后，开始了法庭辩论。辩论进行得十分艰难，毫无生气。庭长主持辩论毫无热情。公诉人的指控软弱无力。达内格尔的律师利用这种情况，奋力反击，指出指控漏洞百出，无中生有，拿不出任何证据。那把钥匙，不可缺少的钥匙是谁配的呢？没有钥匙，达内格尔出来后，是无法锁上房门的两道锁的。谁见过这把钥匙？钥匙现在何处？又有谁见过行凶的刀子？这把刀子又在何处？ 　　“无论如何，”律师总结说，“说我的当事人杀了人，请拿出证据。说盗窃和凶杀不是清晨三点潜入大楼的那位神秘人物干的，请拿出证据。你们不是告诉我，旅行钟指着十一点吗？那又怎么样？难道不能将针拨到合适的时刻吗？” 　　维克托·达内格尔被宣判无罪。 　　他于星期五黄昏出了监狱。六个月的牢房生活使他变得消瘦、虚弱，预审、法庭辩论、陪审团裁决，还有单人独处，这一切使他充满病态的恐惧。 　　夜里，他经常做恶梦，梦见自己被拖上断头台，被恐惧和高烧弄得浑身发抖。 　　他化名阿纳托尔·迪富尔，在蒙马特尔高地租了一个小房间栖身，靠四处打短工度日。 　　他的生活真是可怜！有三次被老板雇用了，可是被人认出来后，立即遭到解雇。 　　他经常发现或者自认为有人跟踪，是警察局的人。他相信那些人没有死心，仍要让他落入陷阱。他已经觉得有一只手紧紧揪住了他的衣领。 　　一天晚上，他在一家大众饭馆吃晚饭，有个人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这人四十来岁，穿一身黑礼服，衣冠不整。他要了一份汤，一份蔬菜和一升葡萄酒。 　　他喝完汤，把眼睛转向达内格尔，久久地盯着他。达内格尔顿时脸色发白。几个星期来跟踪他的肯定是这人。他想干什么？达内格尔想站起来，却做不到，两条腿摇摇晃晃，软弱无力。 　　那人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也为达内格尔倒了一杯。“我们干一杯，伙计？” 　　维克托结结巴巴地说：“好……好……祝您健康，伙计。” 　　“祝您健康，维克托·达内格尔。” 　　达内格尔吓了一跳，说：“我！……我！……不，不……我向您发誓……” 　　“您向我发什么誓？ 　　说您不是达内格尔？不是伯爵夫人的仆人？” 　　“什么仆人？我叫迪富尔。您可以问老板。” 　　“是啊。迪富尔，阿纳托尔，对老板，是叫这个名字。但是，对司法当局，叫达内格尔·维克托·达内格尔。” 　　“不对！不对！别人骗了您。” 　　这人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维克托见上面写着：保安局前侦探、秘书情报员格里莫当。 　　他打了一个寒颤。 　　“您是警察局的？” 　　“现在不是了。不过，我喜欢这一行。继续干是为了……赚几个钱。不时从一些案子中掏出金子来……就像您这桩案子。” 　　“我的案子？” 　　“是的，您的案子。您要是愿意配合，那将是一桩了不起的案子。” 　　“要是不配合呢？” 　　“不配合不行。您眼下这种处境，不可能拒绝我的要求。”维克托·达内格尔觉得心虚，问道：“什么事？……说吧。” 　　“好，”对方说，“我们把事情了结吧。长话短说：我是德·森克莱芙小姐派来的。” 　　“森克莱芙？” 　　“德·昂迪约伯爵夫人的继承人。” 　　“那又怎样？” 　　“怎样，德·森克莱芙小姐让我讨回黑珍珠。” 　　“黑珍珠？” 　　“就是您偷去的那颗黑珍珠。” 　　“我没偷。” 　　“偷了。” 　　“如果我偷了，不成了杀人凶手。” 　　“您就是杀人凶手。” 　　达内格尔强装出笑容。 　　“我的好先生，幸好重罪法庭不是这样看的。您听着，陪审团的全体成员都认为我无罪。我了解自己，陪审团的十二个诚实人也尊重我，在这种情况下……” 　　前便衣侦探抓住他的胳膊：“少废话，达内格尔，好好听我说，掂量掂量我的话，这对您是值得的，作案前三星期，您就从厨娘那里偷了便门钥匙，跑到奥贝尔康街二百四十四号乌塔尔锁店配了一把。” 　　“假话，假话，”维克托嘟哝说，“谁也没有见过这把钥匙……不存在这把钥匙。” 　　“在这里呢。” 　　一阵沉默以后，格里莫当又说：“您用一把带金属箍的刀子杀死了伯爵夫人。是您配钥匙那天，在共和国集市买的，是一把三棱刮刀，上面开有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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