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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那家伙手腕上挨了一拐棍，脚踝上挨了一靴子……痛得嗷嗷直叫，一瘸一瘸地，骂骂咧咧地跑了。新来的人不屑去追赶他，俯身问道：“没有受伤吧，先生？” 　　他并没有伤着哪里，只是头昏眼花，站不起来。幸好入市税征收处的一位职员听到喊叫声跑了过来，拦了一辆汽车。那位先生在救命恩人陪同下上了车，回到大军街自己的寓所。到了家门口，他完全清醒了，向救他的人表示深谢。“您救了我一命，先生。请您相信，您的大恩我将永世不忘。此刻，我不想惊动妻子，但是，以后我肯定会让她亲自向您表示感激之情。” 　　他邀请救他的人来吃午饭，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吕多维克·安贝尔。他又补上一句：“能否告知尊姓大名……” 　　“当然能，”那人说，“我叫亚森·罗平。” 　　当时，亚森·罗平的名气还没有像加奥尔案、卫生检疫所监狱越狱案，以及其他轰动一时的案子以后那么大。他甚至还不叫亚森·罗平。这个后来光辉灿烂的名字，在当时只是应付安贝尔先生的询问而杜撰的。可以说，正是在这个事件里，这个名字接受了火的洗礼。真的，一开始，亚森·罗平已全副武装，作好了战斗准备，但是，由于没有本领，没有成绩，也就没有威望。亚森·罗平最初还只是个学徒，不过不久他就成了名师。因此，他一觉醒来，想起昨夜受到的邀请，就乐得直跳。他终于达到了目的，终于可以干一件与他的力量和才华相称的事！百万富翁安贝尔夫妇！对于他这样的胃口，这是多么可爱的猎物。他特意打扮一番，穿一件磨损的礼服，套一条破旧的长裤，戴上泛红的丝帽，还有紧巴巴的袖套和假领，虽然周身上下，干干净净，却显得十分寒酸。他系了一条黑领带，别了一枚糟得惊人的钻石饰针。 　　这样打扮之后，他就走下蒙马特尔住宅的楼梯。到了四楼，他用手杖头敲了一下一扇关着的门，也没有停步，就走出楼外，上了大街。一辆电车驶来，他上了车。有人紧跟在他后面，就是四楼那个房客，在他身边坐下。 　　过一会儿，这人问他：“怎么样，老板？” 　　“怎么样！办好了。” 　　“怎么？” 　　“去那里吃午饭。” 　　“去吃午饭！” 　　“我希望送走这种好日子，你难道不愿意？你把吕多维克·安贝尔往死里打，我把他救出来，吕多维克·安贝尔先生是知恩必报的人。他请我去吃午饭。” 　　一阵沉默。那人又说：“那么，您没有回绝？” 　　“小伙计，”亚森·罗平说，“昨夜我策划这次小行动，凌晨三点还不睡，沿着旧城墙走来走去，又劳神费力，给你手腕一拐杖，给你踝骨一脚，冒着打伤我唯一朋友的危险，这样做，可不是为了放弃就要到手的好处。” 　　“可是，谣传他的财产……” 　　“让人去说吧。六个月前，我就盯上这笔生意了。我了解情况，分析研究，张开罗网，问过佣人、债权人、替他出头的人。六个月来，我一直在探索这对夫妇的隐秘生活。因此，我知道该怎么干。那笔财产，不管是如人们所说得自老布劳福特，还是得自其他人，我都肯定它存在。既然存在，那就是属于我的。” 　　“天哪，一亿法郎！” 　　“哪怕只有一千万，甚至五百万，也是笔大数目！保险柜里有几大包证券。哪天我不把钥匙搞到手，就见鬼去吧。”电车在星形广场停住了。那人低声说：“现在干什么？” 　　“现在，什么也不干。我会通知你的。我们有时间。”五分钟以后，亚森·罗平登上了安贝尔公馆的豪华楼梯。吕多维克把他介绍给他夫人。热尔韦兹是个娇小女人，圆滚滚的，极为健谈。她对亚森·罗平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是特宴专谢我们的救命恩人。”她说。 　　她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救命恩人”当作老朋友对待，到最后上点心时，他们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了。亚森·罗平谈了自己的家庭和身世，他的父亲——一个廉正法官的一生、他忧郁的童年和眼下的困境。热尔韦兹也谈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自己的婚姻，老布劳福特的恩情，她可以继承的亿万家产，使她迟迟不能享受这笔财产的种种障碍，不得不背负的高利债，同布劳福特的侄辈没完没了的纠纷，还谈到别人的异议、财产如何保存的等等。 　　总之，什么都谈了。 　　“您想一想，亚森·罗平先生，证券放在那里，隔壁我丈夫的办公室里，只要撕下一张副券，就全完了！这些证券就在那里，放在我们的保险柜里，可我们却不能碰它。” 　　亚森·罗平想到证券就在隔壁，不禁微微一颤。他十分明白，他绝不会像这位好女人一样高尚不敢去碰那财产。“啊！证券就在那边。”他低声说，喉头有些干涩。“就在那边。” 　　双方的交谈一开始就这样顺利，今后自然会越来越密切。当对方委婉地问起他的境况时，亚森·罗平承认自己贫困潦倒。夫妇两人当场决定，聘用不幸的小伙子为私人秘书，月薪一百五十法郎。他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里，但每天得来公馆上班。为了方便，在三楼给他一间办公室。 　　他挑了一间，正好在吕多维克的办公室上面。这是多好的运气！亚森·罗平很快就发现这个秘书工作是个闲职。两个月里，他只誊了四封无关紧要的信函，只有一次被叫到主人办公室，也就只有一次正式观察了保险柜。此外，他还注意到，担任这个闲职的人大概被认为不够资格接近议员昂凯蒂或律师公会会长格鲁韦尔等名流要人，因为上流社会那些著名的招待会总是忘了邀请他。他对此毫无怨言，似乎更愿意默默无闻地守住这个卑微的岗位，离群独处，一个人逍遥自在。再说，他并没浪费时光。首先，他多次潜入吕多维克办公室检查保险柜，发现它关得死死的，像一堆粗笨的钢铁，什么锉刀、钻子、撬棒，都别想打开它。亚森·罗平并不固执。 　　“动蛮力不行，就得动脑筋。”他思忖，“要紧的是处处留心。”他先进行了各种必要的安排，对房间地板作了仔细而辛苦的探索，并在楼下办公室天花板的两根突饰线脚之间插入一根铅管，作为传声筒和窥视镜，希望借此听到、看到房中的动静。从此，他整天趴在地板上观察情况。确实，他经常看到安贝尔夫妇悄悄地站在保险柜前翻阅簿册和文件。当他们依次转动四个锁纽时，对弄清密码，他努力盯着钮上的刻度。他注视他们的动作，偷听他们的对话。他们拿钥匙作什么用呢？把它藏起来了吗？ 　　一天，他看见他们未关上保险柜就出去了，就匆匆跑下楼，果断地闯进去，想不到他们又折回来了。 　　“噢！对不起，”他说，“我走错了门。” 　　但是，热尔韦兹赶紧上前将他拉住，说：“进来，进来，亚森·罗平先生，您在这里不像在自己家一样？您来给我们拿拿主意，看该卖哪些证券？是卖外贸债券好呢，还是卖公债好？” 　　“不是有人反对卖吗？”亚森·罗平十分诧异地问。“哦！并不是卖样样证券都有人反对。” 　　她打开保险柜门，搁架上堆着一些用带子捆住的文件夹。她拿起一夹，但她丈夫阻止道：“不，不，热尔韦兹，您疯啦，想卖外贸债券！就要涨了……而公债却到顶了。您说呢，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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