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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在这个地方才会发疯啊。在原始森林中倒不会发疯,那里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继续深造,但是不在莫斯科。我秋季入学,然后让我们看看,也许我要调到那里去。”

  古罗夫听完戈尔斯特科夫一家人的讲话,微微一笑并且说:“就是说,左保镖和右保镖访问了莫斯科。你们喜欢他们吗?”

  “很喜欢!”尼娜·季美特里耶芙娜甚至举起两手,轻轻一拍,表示喜悦,而主人不露声色地微微一笑,“两个好孩子,只是太沉默,像一对哑巴。”

  “男孩子们,”古罗夫诉苦,“他们当保镖,但是一般地说,他们都是以战斗为职业的人。他们具有高度的职业技能,关于这种人的情形我所知道的不外乎如此,不过由于职业关系我也见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女主人高兴得叫了一声,戈尔斯特科夫蹙起额角,并且说:“列夫·伊凡诺维奇,您的工作有进展,还是停滞不前呢?”

  “恰恰有进展,但是用眼睛估计不出来,进度太慢了。我遇见一个很聪明、很谨小慎微但极端危险的人。我向您保证,您的钱用得及时,没有白费。”

  “钱呀!”戈尔斯特科夫挥挥手,“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他对谁最危险呢?对我,对家庭还是对政治家们最危险呢?”

  “我对这个问题绞尽了脑汁,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回答。我坚信,在最近时间内我准能得到答复,那时候我和您,尤里·卡尔洛维奇,会一次面,决定以后的对策。我一个人对付这个人,可以说力所不能及。”

  “您不能胜任?啊——啊,等一下,也许我们两个人能够战胜他。”

  “我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古罗夫点头行礼,走开了。

  § 第九章

  古罗夫的侦察员们正在从事一项必需而又令人很失望的工作。他们监视福金。有可能取得某种成果,假使古罗夫不发出坚决的命令:“伙伴们,你们瞧瞧,你们正在监督我。一举一动不谨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变方针,急剧地转弯,那么你们马上放弃他,从出发阵地开始活动吧,每天都要调换汽车。”

  在莫斯科,在街区汽车运行的条件下,侦察员们考虑到古罗夫的命令都能够坚持着监视福金,每昼夜长达三十分钟。他们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工作,更喜欢在哪些饭店用午膳,于是从这些地方对他进行监视。但很快就被迫放弃,因为福金机械地接受查验,未曾揣度他身后是否有人监视他。

  “他反正会落到手上来,”古罗夫重复地说,“他一定有秘密约会,以后有一次他忙着去做事情,准会把您领到目的地去。”

  伙伴们疲倦地、失望地点头,一面继续工作,忽然间——这类事情总是忽然间发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军医院。福金在这个地方毫无办法。但当第二天侦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还有一个人,比不上您,达卫多维奇,他很不简单,大概是一个高级首长。他的儿子也在格罗兹尼丢了性命,”与伊戈尔·斯美尔诺夫邻近的麻脸的人说。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为中寻找过失或好处,”柯托夫说道,他立刻明了,伙伴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身材高的干瘦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在这里丢失了什么或者想寻找什么。“什么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躯了。朋友们聚集起来,凑拢了钱,因为有些人身边还有钱,于是我们的基金会组织起来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们说,去把钱发到战士们手上,省得官吏们贪污盗窃。你瞧,我来发钱了,不过钱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将近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了。”

  神秘的达卫多维奇如此简单的谈话似乎使得伙伴们有几分失望。但是和伊戈尔邻近的大眼睛的麻脸的人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应该凑些钱,给达卫多维奇买双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来了。”

  过了一天,当柯托夫坐在病房里给独臂的战士剥橘子皮时,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突然侧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开始切齿作声,并且喃喃地说。

  “请你打电话!要不停地打电话,他的舌头可能转不动了。”

  护士跑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医师也来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当大夫们离开以后,伊戈尔入睡了,侦察员已经回来,继续给他剥橘子皮。

  “而我看,达卫多维奇,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伤员之中有一人充满敬意地说。

  “靠锻炼,”柯托夫平淡地回答,“为什么,伊戈尔常有这种情况吗?”

  “大约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数是少有的事。这使鲍里斯精神上受到极度折磨。”

  “哪个鲍里斯?”密探听不懂。

  “我们有一个统治全盘的鲍里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经垮了,自己人捕获了他的一连人,自己人杀害了他的母亲,他本应得到一枚奖章,可是人家不给他。总之,他周围有二十二人。铁片陷入了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疼痛,这里人人都害怕动手术,而在可以动手术的地方暂时还没有铺位。他爸爸应当是个将军或者是个毫无用处的代表;这个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为什么鲍里斯整个儿是他的血亲,这是事实。我根本不能容忍前执政党人,但是又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登上宝座——让我的手给烂掉。”

  “你不要难受,应当扶谁登基,就扶谁登基,既不用问我,也不用问你。”

  “伊戈柳克有进展吧!”麻脸的人在太阳穴边晃了晃指头,“他说,我要杀死那个下流东西,舍得一条命,我要杀死他。怪人,谁会让他走到总统面前去呢?如果杀死总统这么容易,那么各国的总统一下子都会给弄死。人坐在那个位子上是不会不流血的。我们的总统,出卖灵魂的家伙和毋须争论。但是我坚信,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别国人,孰能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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