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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巴图林把文件念了几遍，便扔在桌上。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古罗夫从容不迫地说，声音中有点怜惜的意味，“您是带着手套开枪的，在这之前一小时由于漫不经心的缘故您拿了一下手枪。您是个活人，因此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您来说不是陌生的。任何一个以侦探作为职业的人有时会犯最大的错误，很遗憾，这一点我是凭我自己的经验而得知的。” 　　“请您甭在丸药里再加一点糖，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是婴孩。您为了要把我关进监牢，就不要做这种呈文，而且您和我索兴在检察院或者在部长办公室里谈话吧。您却悄悄地把我从街上拖走，送到了这所秘密住宅。即是说，您打算把我招募。”巴图林耸耸肩膀。 　　“这句话我是不能容忍的，”古罗夫和气地说，“当每个侦探帮助昨天的敌人对他有利可图时。他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我提出合作建议，这是对双方有益的，短时期的却是真诚的合作，这是没有下流女人参与、没有砍去我的头颅的试图的合作。” 　　“当然，这是真诚的合作，但是索环在您手中，”巴图林尖刻地回答。 　　“对不起，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不过这是您，而不是我从谢列梅季耶沃拐走了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并且给这个小姑娘注射麻醉剂。是您，而不是我枪击民警机关的军官，只是碰巧没有打死他。我向您提出平等的合作建议，论理我应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的事情真使您感兴趣，”巴图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打算昧心说话，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你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使我很感兴趣，”古罗夫说，不知不觉地改称你，“福金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句，请你同谢苗·彼得罗维奇商议商议，他是个高级特工。” 　　古罗夫看见，在提到福金时巴图林的太阳穴上的青筋颤抖了一下，但是密探用那平静的噪音从容不迫地继续说：“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准备教训你，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配手。但是我向你警告，福金会使你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就像以棋阵为转移去任意摆布象棋棋子似的。他是个政客，而在政治上只有一个法则：获胜的志向，谁也不注意牺牲。我不存心离间你和上级的关系，我只是叫你注意他的本质。” 　　“而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正在给我准备奖品。”巴图林讥讽地回答。 　　“未必，”古罗夫冷冷一笔，“你和我一同工作，这是非常冒险的事业，所以古罗夫这个人物人人熟悉，他在所有特工机关里表现得突出，引人注目。但是你可以问问我的敌人，被我长期关押的刑事罪犯们，许多人不喜欢我，仇视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古罗夫上校作出了承诺之后会自食其言。当然，我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若你能帮助我，我本人就在这所住宅中把手枪还给你，这个针对你的案子也会自动地了结。我向你作出军官的应诺。” 　　巴图林听到的有关古罗夫的一切情况证明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少校还不能立刻跳过壕沟站到另一边去。这个密探心里明白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去干自己的事吧，或者带上一瓶酒和她单独地谈谈。我不尊崇那些不加思索地乱蹦乱跳的人们。我不催促你快走。你知道尤里雅处在危险中，福金找不到她。虽然他存在各种缺点，但他却是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他一定会有信心。他已经放弃了某种意图，即借助小姑娘去影响戈尔斯特科夫、阿连托夫和杜波夫的想法是不实际的，错误的。福金不得不寻求别的通路。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询问你什么，也不请你写什么。我们会面了，谈了一阵子，澄清了既成的局势，我们分手了。你需要多少时间，五天，一星期？你晓得我的电话号码，你挂个电话，我们就见面，商谈一会儿。” 　　巴图林是个有经验的侦察员，但是他不曾预料到这种结局，有几分手足无措。 　　“那么我可以走吗？” 　　“不用说，祝你一切顺利，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古罗夫站立起来，把少校送到门口。 　　当密探回到房里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桌旁忙碌，他斟上几碗咖啡茶，准备好夹心面包。 　　“喂，你觉得他怎么样？”古罗夫问道。 　　“鬼才知道，可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把你出卖的。你，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王牌侦察员，真正的为首征召者。你以最高的水平带领一个团体。但少校是个已经成熟的人，他是一条毒蛇，谁也不能把他变成一只忠诚的警犬。他以后会兜圈子，耍滑头，拍马屁，等待时机一到，他就拼命地咬你一口，溜之大吉。” 　　“你有这样的看法吗？”古罗夫有几分绝望地说，“我好像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某种进展。” 　　“当然，取得了某种进展，但是过了一天以后，又会故态复萌的。哎，你怎么会有这样幼稚呢？”斯坦尼斯拉夫甚至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表示惊讶。可以欺骗、收买、引诱和强迫一个成年人，而要改造他是不可能的。不能把坦克变成播种机，前者是用以消灭敌人，后者是用以振兴农业的。” 　　“你倒蛮不错，你是聪明的，”古罗夫忧郁地说，“我应该怎样去打听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志向？” 　　他把小汽车停在库图佐夫大街，他走进一家商店，又走进另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食品、果子汁和一瓶伏特加酒，再走过街区，拐进院子里，然后到了大门口，坐电梯登上五楼。福金稳当地走着，他非常熟悉这条路。房门包上一层结实的铁皮，他按了一下门铃，房门几乎是霎时间敞开了。 　　“你好，伊戈柳克，你又不睇睇观察孔，”福金心里想生气地说话，他很笨拙地拥抱了那个身材匀称的少年，少年拿起了中校的一个手提包，走进了套问。 　　“你，谢苗·彼得罗维奇，还没有关上电梯门，而我已经知道谁来了。我们残废人，都是一些灵敏的人。” 　　“别再说了，伊戈尔，你知道我不喜欢，”福金把食品拿出来了，“别作孽，你算什么残废人。唔，一只眼睛差点儿……” 　　“鸡蛋都没有。你自己才半疯半癫的，像我这样健康的小伙子，真是漂亮极了。”伊戈尔有点儿结结巴巴地说。 　　“你看见，从战场上经常运走一些怎样的人。”福金装作生气的样子，“是的，你受苦了，但是可以说，遭到一点儿损失，还算走运。” 　　户主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是个淡黄头发的男人，身材匀称，约摸二十二岁，用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瞅着福金。因为伊戈尔有一只眼睛实际上失明，小伙子的目光难以猜测。初次认识时福金无论如何也不习惯这种目光。中校仿佛觉得小伙子比正常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能看见福金是老实地说出的东西，只能是在他酩酊大醉缓说出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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