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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普尔小姐的故事(1)
我亲爱的，我想我没告诉过你们——你，雷蒙德，还有你，琼——有关几年前发生的一桩奇特的小案子。不管怎样，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很自负——当然了，我也知道和你们年轻人比起来我根本算不上聪明——雷蒙德会写那些关于令人讨厌的男男女女们的非常现代的书——琼会画那些出众的图画，上面全是一些四四方方的人，身上有的地方非常奇怪地凸了出来——你们都很聪明，我亲爱的，只是像雷蒙德经常说的那样（但是以非常亲切的口气说出的，因为他是天下最善良的侄子），我是不可救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我羡慕艾玛先生——塔德玛还有福雷德里克·赖顿先生。我猜在你们看来他们简直是一些不可救药的老古董，现在让我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噢，对了——我不想给人一个自负的印象——可我又忍不住有那么一丁丁点的自满，因为我只凭着很少的一些常识就解决了那个令比我聪明的人都头疼的问题，虽然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答案十分显而易见……好了，我要给你们讲讲我的小故事，如果你们觉得我有一点儿自夸，千万别忘了我真的帮助了一个可怜的家伙从无尽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我第一次知晓这件事是在一天晚上九点钟，格温——你们还记得格温吗？我的那个长着红色头发的小女佣——格温走进来告诉我波塞瑞克先生和另一位先生来见我，她已经带他们进了客厅。当时我正呆在饭厅里，因为已是早春，我觉得生两处火很浪费。 　　我叫格温去取樱桃白兰地还有几个玻璃杯来，我则匆忙赶到了客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波塞瑞克先生，他两年前死了。我们曾经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由他处理的。他可是一个精明人，也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律师。现在我的法律事务由他的儿子办理———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也很新潮——可我对他怎么也不能像对波塞瑞克先生那样放心。 　　我向波塞瑞克先生解释了一下生火的问题，他立刻就说他和他的朋友可以去饭厅和我谈。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他的朋友——一位罗迪斯先生，一个年轻人——四十岁刚出头——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地方：他的态度极其特殊，如果人们不知道这可怜的家伙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很有可能会认为他粗野无礼。 　　我们在饭厅里坐下来，格温早把樱桃白兰地拿来了，波塞瑞克先生说明了此次的来意。 　　“马普尔小姐，”他说，“你一定要原谅一位老朋友的擅作主张，我这次是来向你请教的。”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就听他继续说下去：“人们生病时喜欢听两种意见———种是专家提出的，另一种是家庭医生的，一般人们更看重前者，可我不敢苟同。专家只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有一定的经验——家庭医生的医学知识可能比不上专家——但却有多方面的经验。”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还是因为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个侄女没征求过家庭医生的意见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皮肤病专家那儿去看病，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家庭医生实在是太老了。那个专家给她开了很贵的处方，结果后来发现那孩子得的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麻疹而已。 　　我提这个——虽然我极怕说话跑题——是想说明我很欣赏波塞瑞克先生的观点——可我还是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番话。 　　“如果罗迪斯先生病了——”我说了一半便停了下来——因为这可怜的家伙发出了一阵恐怖的笑声。 　　他说：“我想我几个月后就要被处死了。” 　　然后我就听到了整个故事发生的经过。不久以前在班彻斯特——一座离这儿大约二十英里远的小镇——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想那时我没怎么关心这个案子，因为村里已经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人和事了，比如说我们区的护士。虽然与我们区的护士相比，发生在印度的一次地震，班彻斯特的一桩谋杀案这些村外的事情还是更重要一些——可它们还是不如村里的人和事更让人关注。我想恐怕所有的村子里的情况都是如此。不过我仍记得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报道———个女人在旅馆的房间里被人刺死了，可我却记不得她的名字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个女人就是罗迪斯先生的妻子——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不幸的是人们实际上怀疑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 　　波塞瑞克先生把这些都跟我讲得清清楚楚。虽然陪审团裁定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未知，可罗迪斯先生还是相信不出一两天他就会被捕的，所以他去找波塞瑞克先生寻求帮助。波塞瑞克先生接着往下说，那天下午他们去请教了大律师马可姆·欧德先生，并且，如果开庭审理此案马可姆先生将为罗迪斯先生辩护。 　　据波塞瑞克先生说，马可姆先生很年轻，辩护的手法也很新潮，而且也为罗迪斯先生提出了一种辩护的方案，可对这一方案罗迪斯先生并不十分满意。 　　“你看，我亲爱的小姐，”波塞瑞克先生说，“这个方案就有点儿像我所讲的‘专家的意见’。你给马可姆先生一个案子他就只看到一点——最可行的辩护方案。可在我看来，即使是最好的辩护方案也可能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方案没有把实际发生的事情考虑进去。” 　　然后他又说了一些奉承我的话，无非是我多么的明智，多么有判断力，多么能够洞察人的本性。他又请求我听听这个案子，希望我能给他们些建议。 　　我能看得出来罗迪斯先生十分怀疑我的能力，对于波塞瑞克先生把他带到我这儿来的这一举动他也感到极其愤怒。然而对这一切波塞瑞克先生都视而不见，仍继续给我讲述三月八号晚上发生的事情。 　　案发前罗迪斯夫妇已经在班彻斯特的皇冠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了。罗迪斯夫人是一个轻度的癔想症患者，（我是从波塞瑞克先生小心的措辞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吃过晚饭以后罗迪斯夫人就立即上床了。她和她的丈夫分别住在两间相邻的屋子，中间有一扇门相通。罗迪斯先生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写一本关于史前隧石的书。在十一点钟他把稿子整理了一下准备上床睡觉，但在临上床前他向妻子的房间望了一眼，想看看她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结果发现灯仍亮着，而他的妻子却倒在床上，被人用刀刺穿了心脏。她死了至少已有一小时了，可能时间还要长一些。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罗迪斯夫人的房间里还有一扇门通向走廊，可它被人从里面锁上了，房间里惟一的一扇窗户也上了闩。而据罗迪斯先生回忆，除了一个来送热水瓶的女侍者以外再没有人从他的房间经过。凶器是罗迪斯夫人放在梳妆台上的一把匕首，平常她把它用作裁纸刀。凶器上面没有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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