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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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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她是可瑞相当好的朋友,在美国就认识她了,你不知道吗?” “我半点儿都不知道呀,”我说:“对于这一家子我认识得太少了。” 我望着葛莉娜。 “你不知道可瑞认识哈劳黛吗?” “我想没听见她谈起过,”葛莉娜说:“所以哈劳黛那天没有来。” “当然啦,”我说:“她和你坐火车去伦敦嘛,你们要在查德威市场车站见面——” “是呀——她当时却不在那里,我刚刚走了以后,她打电话到这里来;说没料到会有美国的客人要来,她不能离家。” “我奇怪,”我说:“那位美国客人会不会就是可瑞。” “显而易见,”白鲁朋说,摇了摇头:“似乎一切都搞拧了,”他继续说道:“我知道验尸延期了。” “不错。”我说。 他喝完了自己那一杯站起身来。 “我不想留下来使你再麻烦了!”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我能效力的话,我就住在查德威市场的庄严大饭店里。” 我说只怕他所能做的没有什么,但还是谢了谢他。他走了以后,葛莉娜说: “我奇怪,他要的是些什么!为什么要来呢?”然后刻薄地说:“我巴不得他们都回到自己来的地方去。” 22 我在“吉卜赛庄”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就留下了葛莉娜替我管庄宅,而我却准备启程到纽约去,把那边的事情结束,参加爱丽最最庞大的镀金葬礼,心中不免有几分害怕。 “你会进入非洲的丛林里,”葛莉娜警告我:“自己要小心哟,可别让他们把你活生生剥了皮呀。” 这一点她说得很对,那是处非洲丛林,一到那里就感觉出来了。我对丛林并不认识——不认识这一种丛林。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自己是猎兽,而不是错人;在我四周的人都在树丛中,用枪瞄准我。有时候,我能自己想象得出很多事情来,有时,我的猜疑得到证实。我记得到厉安德替我找的那位律师那里去(他是个最为文质彬彬的人,对待我就像是位全科大夫)。我得到过别人的忠告,要我摆脱一些矿产区,说那些矿区的地契不太分明。 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我说是劳斯坦。 “这个,我们一定要调查一下,”他说:“像劳先生那样的人应该知道的。” 事后他向我说, “您的地契没有半点儿不对,当然按照他对您的劝告,要在匆匆忙忙中把这片地皮卖掉并没有道理,还是不要卖地吧。” 当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自己的想法对了——每一个人都用枪瞄着我呢,他们全都知道,我一涉及财务的事情就是一个傻蛋了。 丧礼极其隆重,而我以为,相当恐怖,就像我在前面所推测的——镀金。在墓地里,一大堆一大堆的鲜花,墓地本身就像是一处公园,有钱人的哀悼装饰,都用大理石的墓碑来表示。我有把握,爱丽很讨厌这个,但我认为她的家人对此乐此不疲呢。 我到纽约四天以后,就接到了京斯顿区的消息。 黎老太婆的尸体,在山那面一处不用的石坑里找到了,已经死去了好几天。那处地方以前发生过好几次意外。一直说要在那里设护栏——却什么都没有安设过。判断是意外致死,向镇公所又作了建议,在那里装设护栏。在黎老太婆的农舍地板下,找到了藏着的钞票,有三百多英镑,全都是大钞票。 费少校在后面又附加了一行,“我敢说你听到了哈劳黛昨天打猎时坠马死亡的消息,一定会很难过的吧。”哈劳黛——死了吗?简直不能相信嘛!使我大为震惊。两个人——就在两周以内,先后死于骑马出事,这似乎像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巧合吧。 我并不想延长待在纽约的时间,在这个外国的环境中,我是个生客;一直都觉得对自己所说的、所做的非小心不可。我所认识的爱丽,完全属于我的爱丽,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我看起来,她只是个美国女孩,家财殷富的千金小姐,周围都是朋友、各种关系的人士和远房亲戚,一个在这儿生活了五代的家庭,她从那里来,就像彗星般,掠过我的土地。 现在她回来了,归葬在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庭一起,这样也使我很高兴,如果在村庄外松林底下端端正正的小坟地里,我决不会觉得自自在在;不会的,我决不会自自在在。 “爱丽,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我对自己说道。 不时,她伴着六弦琴时常唱的歌,那时时唱起的小小曲调,在我心中响起,我记得她的手指头在琴弦上轻捻慢拨。 “朝朝复夜夜, 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 我想:“对你都是真的,你生而甜蜜欢畅,在‘吉卜赛庄’,也有甜蜜欢畅,只是不够长久啊。现在已经过去了,你已经回到了或许并不太欢畅的地方,也并不快乐的所在。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你在这里回到了家,回到自己的亲人之间了。” 突然间我想到,一旦我死去的时候来临,我应当在什么地方,在“吉卜赛庄’吗?可能。母亲会来亲视含殓——如果她老人家还没有死的话,但我却不能想到母亲的死,想起自己的死还要容易得多。不错,妈妈会来看着我下葬;或许她老人家脸孔上的严厉不会松弛吧。我的思绪离开了她,不要想她了,不要接近她,不要看见她了。 最后这一项却不是真的,倒不是见到她老人家的问题,问题是一向都是她老人家看得见我,眼光着穿了我,那种急切的眼光扫过,就像瘴气般把我团团围住。我心里想:“做娘的都是鬼!”为什么她们一定要为子女打算?为什么她们觉得对子女的一切都知道?她们不知道,她们不知道!她应该为我而得意,为我而快乐,为我到了目前这种了不起的生活而快乐呵。她应该——”然后我又把思绪从妈妈身上移开。 我在美国过了多久?自己都没法儿记得起来了,被许许多多面带假笑、眼光中充满敌意的人所注视,就像注定得步步小心的一个世纪似的。我每天都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熬过去,一定要熬过去——那时——”这就是我常用的两个字儿,也就是说,在内心中常用的字儿,每一天要用上好几次。 每一个人都走出来要对我好,因为我富了!在爱丽遗嘱的规定里,我成了极富的富翁;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多投资自己都不懂--股东啦,股票啦;至于要拿所有这些做些什么,更是半点儿都不知道。 回英国去的前一天,我和厉安德先生作了一次长谈。他在我的内心中一向就是--厉先生,从来都不是安德伯伯。我告诉他,我要把我对劳斯坦的金额退出来。 “真的吗?”他那灰白的眉毛扬了起来,精明的眼睛,硬梆梆的面孔望着他,我不知道他这一声“真的吗?”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你觉得这么做对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猜想,你有很多的理由吧?” “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找到理由。一种感觉罢了,就这么回事;我想可以对你无话不谈吧?” “当然啦,与当事人的通信是不会公开的。” “好吧,”我说,“我只觉得他是个坏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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