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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听到一间卧室里有响声，我冲进去刚好见到卫生间的门关上了。推开门，一个妇女尖叫两声，约有五十岁，很可能是管家。“托宾先生在哪儿？”我问她。 　　她只是双手捂着脸。 　　“托宾先生在哪里？” 　　这时贝思来到卧室，从我身边擦过，扶着妇女的手臂说：“没事，我们是警察。”接着引她走出卫生间，坐到床上。 　　经过一分钟的亲切交谈，我们得知她叫爱娃，英语讲得不好，托宾不在家。 　　贝思对她说：“他的车子都在车库里。” 　　“他回来后又走了。” 　　“去哪儿？”贝思问她。 　　“开船走了。” 　　“船？” 　　“对。” 　　“什么时候？有多久？” 　　“时间不长。”爱娃说。 　　“你肯定吗？”贝思又问。 　　“对，我看着他走的。”她指指窗户外面，“船从那开走的。” 　　“独自一个人？” 　　“是的。” 　　我对爱娃说：“站到窗户边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我说：“那船——朝哪边开的？哪条路？”我挥着双手示意道。 　　她指着左边说：“那边。” 　　我看看海湾，显然那艘“金秋”号赛艇从停船处向东开走了，但水面上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到。 　　贝思问我：“他为什么要开船出去？” 　　我答道：“或许去处理杀人凶器。” 　　“我觉得他可以选好一些的天气。”她又转向爱娃问道，“他走了有多久？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也许有十分钟，也许不止。” 　　“往哪儿去了？”爱娃耸耸肩，“他说今晚就回来；叫我待在这儿不要怕，可我感到害怕。” 　　“只是一场热带风暴。”我提醒她。 　　贝思拉着爱娃的手领她到卧室外面，然后下楼进了厨房。我跟在她们后面，贝思对她说：“你必须待在底楼，远离窗户，知道吗？” 　　爱娃点点头。 　　贝思又说：“找出蜡烛、火柴和一手电筒。如果你害怕，就去地下室，好吗？” 　　爱娃点点头，起身去橱柜里取蜡烛。 　　贝思想了会，问我：“这种天气他会去哪儿？” 　　我说：“他应该在酒厂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产业，但他不会乘船去那儿的。”我对爱娃说，“你亲眼见到他上船的吗？是吗？” 　　“对，我看见他上了船。” 　　“他带什么东西吗？”我做了下手势，“手里提着？” 　　“有。” 　　“什么？” 　　对此爱娃却闭口不想回答。 　　贝思问：“他带了什么？” 　　“枪。” 　　“枪？” 　　“对，大而长的枪。” 　　“来福枪？”贝思做出瞄准的姿势。 　　“对，来福枪。”她伸出两个手指说：“两枝。” 　　贝思和我对视了一眼。 　　爱娃又说：“还有挖地工具。”这回轮到她做手势了，是挖地的动作。“挖掘。” 　　“铁铲？” 　　“对，铁铲，从车库里拿的。” 　　我思索片刻又问爱娃：“盒子吗？带的是大盒子吗？” 　　她耸耸肩。 　　贝思对我说：“你怎么想？” 　　我说：“嗯，我觉得托宾不会带着两枝来福枪和一杆铁铲去钓鱼。”我对爱娃说，“钥匙，钥匙在哪儿？” 　　她把我们带到墙上的电话机边，电话旁边是个钥匙板。托宾这个强迫性洁癖狂把所有的钥匙都用绳子分别串好。我发觉克里斯工艺游艇的钥匙不见了，但“方程式303”的钥匙还在。 　　当我正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大胆行动时，爱娃说：“下楼，去地窖。” 　　我们都朝她看着，爱娃指着厨房尽头的一扇门说：“他下了楼，楼下有东西。” 　　贝思和我彼此看了看。 　　显然，托宾先生并非完美的雇主，爱娃乐于有机会将他供出来——尽管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飓风更令她害怕。我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会在自己家里发现死尸而有所顾忌的话，托宾可能早已除掉了爱娃。 　　我走到门口转动把手，门被锁着。我刚抽出消防斧要砸，贝思说：“等一等！这样做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理由。” 　　我问爱娃：“你同意我们搜查吗？” 　　“请便。” 　　“谢谢。”我抡起钢斧砸向门把，把手穿门面过。打开门我发现一条狭窄黑暗的楼梯通向地下室。我对贝思说：“你随时可以离开。” 　　这位行事规矩的女士仿佛此刻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俩都陷得很深，或许还可能触犯任何本应避免的法令。她从爱娃处拿个手电筒递给我说，“大英雄，你在前面，我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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