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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听到一间卧室里有响声,我冲进去刚好见到卫生间的门关上了。推开门,一个妇女尖叫两声,约有五十岁,很可能是管家。“托宾先生在哪儿?”我问她。

  她只是双手捂着脸。

  “托宾先生在哪里?”

  这时贝思来到卧室,从我身边擦过,扶着妇女的手臂说:“没事,我们是警察。”接着引她走出卫生间,坐到床上。

  经过一分钟的亲切交谈,我们得知她叫爱娃,英语讲得不好,托宾不在家。

  贝思对她说:“他的车子都在车库里。”

  “他回来后又走了。”

  “去哪儿?”贝思问她。

  “开船走了。”

  “船?”

  “对。”

  “什么时候?有多久?”

  “时间不长。”爱娃说。

  “你肯定吗?”贝思又问。

  “对,我看着他走的。”她指指窗户外面,“船从那开走的。”

  “独自一个人?”

  “是的。”

  我对爱娃说:“站到窗户边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我说:“那船——朝哪边开的?哪条路?”我挥着双手示意道。

  她指着左边说:“那边。”

  我看看海湾,显然那艘“金秋”号赛艇从停船处向东开走了,但水面上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到。

  贝思问我:“他为什么要开船出去?”

  我答道:“或许去处理杀人凶器。”

  “我觉得他可以选好一些的天气。”她又转向爱娃问道,“他走了有多久?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也许有十分钟,也许不止。”

  “往哪儿去了?”爱娃耸耸肩,“他说今晚就回来;叫我待在这儿不要怕,可我感到害怕。”

  “只是一场热带风暴。”我提醒她。

  贝思拉着爱娃的手领她到卧室外面,然后下楼进了厨房。我跟在她们后面,贝思对她说:“你必须待在底楼,远离窗户,知道吗?”

  爱娃点点头。

  贝思又说:“找出蜡烛、火柴和一手电筒。如果你害怕,就去地下室,好吗?”

  爱娃点点头,起身去橱柜里取蜡烛。

  贝思想了会,问我:“这种天气他会去哪儿?”

  我说:“他应该在酒厂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产业,但他不会乘船去那儿的。”我对爱娃说,“你亲眼见到他上船的吗?是吗?”

  “对,我看见他上了船。”

  “他带什么东西吗?”我做了下手势,“手里提着?”

  “有。”

  “什么?”

  对此爱娃却闭口不想回答。

  贝思问:“他带了什么?”

  “枪。”

  “枪?”

  “对,大而长的枪。”

  “来福枪?”贝思做出瞄准的姿势。

  “对,来福枪。”她伸出两个手指说:“两枝。”

  贝思和我对视了一眼。

  爱娃又说:“还有挖地工具。”这回轮到她做手势了,是挖地的动作。“挖掘。”

  “铁铲?”

  “对,铁铲,从车库里拿的。”

  我思索片刻又问爱娃:“盒子吗?带的是大盒子吗?”

  她耸耸肩。

  贝思对我说:“你怎么想?”

  我说:“嗯,我觉得托宾不会带着两枝来福枪和一杆铁铲去钓鱼。”我对爱娃说,“钥匙,钥匙在哪儿?”

  她把我们带到墙上的电话机边,电话旁边是个钥匙板。托宾这个强迫性洁癖狂把所有的钥匙都用绳子分别串好。我发觉克里斯工艺游艇的钥匙不见了,但“方程式303”的钥匙还在。

  当我正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大胆行动时,爱娃说:“下楼,去地窖。”

  我们都朝她看着,爱娃指着厨房尽头的一扇门说:“他下了楼,楼下有东西。”

  贝思和我彼此看了看。

  显然,托宾先生并非完美的雇主,爱娃乐于有机会将他供出来——尽管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飓风更令她害怕。我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会在自己家里发现死尸而有所顾忌的话,托宾可能早已除掉了爱娃。

  我走到门口转动把手,门被锁着。我刚抽出消防斧要砸,贝思说:“等一等!这样做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理由。”

  我问爱娃:“你同意我们搜查吗?”

  “请便。”

  “谢谢。”我抡起钢斧砸向门把,把手穿门面过。打开门我发现一条狭窄黑暗的楼梯通向地下室。我对贝思说:“你随时可以离开。”

  这位行事规矩的女士仿佛此刻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俩都陷得很深,或许还可能触犯任何本应避免的法令。她从爱娃处拿个手电筒递给我说,“大英雄,你在前面,我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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