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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证人念了誓词后，就开始一句句地陈述她的报告。这个女人说她是由卧室的窗户看见复仇者的。说着说着，她的自信心增强了，她说，她是在睡梦中被一声长长的尖叫吵醒，本能地立刻跳下床跑到窗边。 　　验尸官低头看了看他桌上的东西：“让我看看这张图。你所租的房子正好面对发生双杀案的巷子。” 　　现场一阵讨论声，这房子并非面对着巷子，而是证人的卧室窗口朝着巷子。 　　“这点出人无关紧要，”验尸宫接着说，“现在你尽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所见的情形。” 　　众人顿时鸦雀无声。这女人打破沉寂，比刚才更坚定笃信地说：“我看到他了，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样子。”她以防卫性的态度环顾四周。 　　班丁太太突然想起报上写过一位住在她楼下邻居的谈话。这人不友善地表示，她认为丽兹·可儿那晚根本没起床，这故事是捏造的。说话的人表示她那晚在照顾生病的小孩，因此一直没有真正人睡，如果真有丽兹·可儿描述的尖叫声，她应该会听见，也会听到她跳下床的声音。 　　“我们已充分了解，你认为自己见到了刚作完案的凶嫌，”验尸官稍微犹豫了一下，“但我们希望你能更清楚地描述他的样子。虽然当时雾很浓，但你说你很清楚地看到他在你的窗下走了几码远。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他长得什么样子。” 　　这女人开始扭转着手里的花色手帕。 　　“慢慢地从头说起吧！”验尸官极有耐心地说，“你看见他慌忙走掉时，头上戴着什么样的帽子？” 　　“只是顶黑色的帽子，”证人以不安的语气说。 　　“只是一顶黑帽子。那么外套呢？你有没有看到他穿哪一种外套呢？” 　　“他没穿外套。”她坚定地说：“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没穿外套！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外面那么冷，这种天气下，每个人都会穿件外套的。” 　　一位刚才在看报纸的陪审团员，显然没有完全听进她讲的话，突然举手站了起来。 　　“有问题吗？”验尸官转向这名陪审员。 　　“我想说明一点。这位证人，如果她就是丽兹·可儿的话，那么案发初期她曾说过，复仇者穿着外套，一件大的厚外套。我是从报纸看到的。” 　　“我从没说过这话！”这女子激动地说：“是一位《太阳晚报》的人要我这样说，以便他登在报上，这根本不是我自己的话。” 　　这些话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验尸官严肃地对这位已经坐下来的陪审员说：“以后你要问问题的话，必须先透过陪审团主席，而且请等我询问证人告一段落之后才发问。” 　　刚才的这段插话——这项控告，显然让证人感到很不安。她开始自相矛盾起来：她看见匆忙离去的这位男子身材蛮高的——不，他很矮，很瘦——不，挺粗壮的，至于他手中有没有拿东西，又引起现场一番争论。 　　证人肯定地说她看见这人腋下夹着报纸。包装着的东西，从背后看来鼓鼓的。但事实证明她曾告诉第一位为她做笔录的警察，这人手中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而且他还见到他的手臂上下摆动着。 　　丽兹·可儿突然又说，当他从窗下走过时还抬头看到了她——这倒是个新说词。 　　“他抬头看到你了？”验尸官重复道，“你在问话中并未提及。” 　　“因为我那时吓得半死，所以没说。” 　　“我们都晓得当时很暗，雾又大，如果你真的看到他的脸，请告诉我他的长相。” 　　验尸官随口说着，手也随意地摆在桌上。现在，在场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了。 　　“很黑，”她戏剧性地回答，“他的皮肤很黑，有点像黑人的肤色。” 　　又是一阵笑声，连陪审员也笑了。验尸官要丽兹·可儿坐下来。 　　现在轮到下一位证人说话了，大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 　　这位妇人年纪较大，看来很娴静，身着黑色衣裙，相当得体。她的丈夫在距离这巷子约一百码的大仓库做夜间守卫，通常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她会给丈夫送些食物过去。这人经过她身旁时喘着气而且脚步很快，因为她很少在这时间碰到人，而且这人的神情、态度很不寻常，所以她特别注意到。 　　班丁太太聚精会神地听着，了解到官方公布的凶手外形大都是根据这位证人所言而来，而这些描述令爱伦觉得比较舒服些。 　　她说话时很平静而且带着自信，并提到他还携带着报纸包裹的东西。 　　“包裹很整齐，而且以细绳绑着。” 　　她心里想，像这样穿着体面的年轻人却带着这样的包裹很奇怪，所以她注意到这点，但是她也表示，虽然这已经是一条很熟的路了，但是当夜雾很浓，她自己也深怕迷路。 　　第三位妇人一上台就叹气连连，眼泪不断，显然与死者相识，台下纷纷投以同情的目光，但是她所说的话对调查毫无帮助。她说这位朋友约汉娜·可贝，如果不喝酒，是位善良而且端庄的人。 　　验尸官对她以及下一位证人，也就是约汉娜·可贝的丈夫的问话都尽量简短。约汉娜的丈夫是个体面好看的男人，在克若登的一家公司当主管，由于工作繁忙，他有两年没见到妻子，半年没听到她的消息了。在她开始酗酒前，她一直是位好妻子、好母亲。 　　当被害人的父亲站上证人席，全场又经历了几分钟的伤心时刻；任何一个有血有泪的性情中人，听见被害人父亲说的话，都会为之黯然神伤。比起女婿，这位父亲显然知道女儿较多、较新的个人隐私，但同样的，完全无助于谋杀案的调查。 　　下一个证人是那晚为两位女士提供饮酒服务的酒保，他活泼自信地快步就位，但庭上却令这段发言草草了结，证人下台时表情沮丧而不自在。 　　接着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各家晚报都大肆报导，但验尸官和陪审团却不怎么重视。 　　当七位证人都说完，整个程序暂告一段落时，一位坐在班丁太太旁边的男子低声说：“他们现在要传甘特医生上来，过去三十年来，他一向参与重大谋杀案的调查工作，他会有些特别的事可说，我就是为了听他讲话才来的。” 　　在甘特医生刚要从验尸官旁边的座位站起来之时，群众起了一阵骚动，尤其是靠着矮木门站立的群众。这低矮木门是用来隔离法庭和通道的。 　　验尸官的书记官走向他，递上了一个信封。现场顿时一片沉默。验尸官困惑地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的便条纸，然后抬起头：“布能先生，这位是布能先生吗？”他不太自信地再低头看了看纸条。“请上前来。” 　　观众之间一阵窃笑，验尸官皱了皱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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