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传统语言学时期中西语言研究的对比
作者：李江艳
一、语文学时期中西语言学研究的共同之处
(一)目的相同
首先，注释和传播文化典籍是中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初发展的共同动力。在传承经典文化的过程中，训诂、文学和音韵的研究在我国显得格外地突出。“在经典阐释的母体里孕育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自初生起就涵泳于语义一文化的双向建构之中，逐步形成了以‘训诂’为框架的独具人文精神的研究规范。”训诂学的目的是解释古书词语的意义。中国最早注释的古书是孔子编著的《春秋》，为之作注的书籍有《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在注释的时候，其中涉及到了一些语法上的问题，只是这些关于语法的解释还非常零散。训诂学的代表性著作《尔雅》，则是一部解释经书的分类词典，其中所选用词语大多来源于当时通行的经典著作。在西方，《荷马史诗》是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长篇史诗组成，是西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希腊文化的精华，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定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希腊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读懂这两部史诗，在公元前6世纪时，雅典就有人对《荷马史诗》作校勘和注释的工作。到公元前四世纪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展起来的语法学派的学者亚里斯塔克斯以研究荷马史诗的文本而著称，他的学生狄奥尼修斯的《读写技巧》对后代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其次，古代的中西方都非常重视文化和语言的传承。中国古代很注重儿童的识字，古人把语言文字学叫做“小学”。“小学”原本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与此相应，也产生了许多孩童识字的课本，如《苍颉篇》、《急就章》、《太甲篇》、《训纂篇》等。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雄辩和演说相当盛行，修辞学也就很受重视。尤其在古罗马时代，7岁至12岁的儿童在读完小学之后，就要进入文法学校，主要学习文学和语言，当时有希腊文法学校和拉丁文法学校，学成之后，就进入修辞学校，专门接受演说和雄辩的技巧。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修辞和语法的专著很多。
(二)地位相同
传统语言学时期的中西方语言学研究最初都与哲学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传统经典的注释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使得语文学时期的中西方语言研究总也摆脱不了哲学和文学的束缚。“中国的语言研究最初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任务。”在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荀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论述自己观点时多次涉及到语言的话题。“墨子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荀子在儒学的基础上，公孙龙在名学的基础上各自发展了孔子的‘正名’之论。”基于相同的语言研究背景，导致了传统时期的中西方语言学研究具有相同的地位，即通常所说的附庸地位。语言学研究尽管早就开始，但是真正系统的独立的语言学研究并没有起步，而是附属在其他学科中。“中国古代语言学被称为经学的附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没有独立的地位，仅以，小学’的形式附属在经学之下；二是许多小学家本身就是经学家，甚至是先成为经学家而后才成为语言学家；三是小学的主要著作是作为研治儒家经典的手段和工具而出现的，是为经学服务的。”
(三)对语言的初始认识是相同的
人类思维的共同本质，决定了中西方对于语言最初认识的一致性。我国古代关于“名和实”的争论与古希腊罗马语言学研究中关于“词与物”关系的研究基本相似，实际上关注的都是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我国的荀子在《正名篇》中明确提出“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形式和意义的争论主要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本质论”派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规定论”派，本质论者认为名称与事物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名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是与实际相符的；规定论者则认为词和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他们的观点和荀子的观点基本一致。之后的斯多葛学派还进一步把注意中心转向语言的本质问题，认为语言的外部形式表达了有关人类本质的内在真实。
二、语文学时期中西方语言研究的不同点
从主流上讲，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终究不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学。西方的语法学时期，尽管在研究的背景、目的和地位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点，但最终走向了和中国语言学研究截然不同的方向和道路。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研究对象不同
传统时期的中西方语言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区别显著。传统的中国语文学研究主要以文字、词汇和语音为研究对象，西方语言学早期主要以语法和语音为研究对象。何九盈先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指出，古代汉语语法没有成为专门之学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汉语语法问题不如印欧系语法问题那么明显，那么突出”，“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学术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学术主流、学术传统一直相当稳定，且偏于保守。”西方的文字属于拼音文字，形体本身不表示意义，而且，古希腊、占罗马的语言属于屈折语，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通常用不同的形态表示不同的意义，所以研究的重点自然就放到了语法和语音上来。
(二)研究、关注语言的角度不同
传统的中国语言学从一开始认识语言的时候就侧重于研究书面语言，即文字。就起源问题而言，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多是关于文字起源的，如仓颉造字说、八卦说等等。《淮南子》中就记载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而在西方，流传下来的多是关于口头语言的，比如《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亚当，又创造了各种走兽和飞鸟，山川和河流，然后把亚当带到田野，亚当怎么称呼这些事物，这些自然事物就叫什么名称。《圣经》所说的都是一样的语言，以后要做的事情恐怕就没有不成功的了。于是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能相通。从此，世界上就有了许多种语言。
(三)研究的方法不同
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角度导致传统语言学时期的中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也不一致。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特别重视对于文献语言的研究，也就是对所谓死语言的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选用了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总结，所以采用的一般是归纳法。而西方语言学家往往是对活的语言、已知的语言或事实进行演绎，希望推导出未知的、新的观点，从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通常采用的是演绎法。
李江艳，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目前在陕西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