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鲁迅和张爱玲人性悲剧作品的异同

作者：曾海燕

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她的笔调平淡悠长，像坐在悬崖边上，喝一杯冰冷的茶。她以旁观者的姿态，在冷冷的月光下，以一个“苍凉的手势”，勘透了人生的悲凉。也许她只是想写一个人，想写一个故事，想写一段人生的悲剧，一种人性的扭曲，仅此而已。张爱玲是现世主义的，强调她的作品和政治无关，强调她只关心被压抑的日常人生苦乐与谋求真实安稳的人生。她的作品不负载什么明确的社会使命，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潜在视角来切入生活的。始终站在潮流之外，以自我的平淡和固执坚守着她那苍凉而美丽的世界。
　　再次，鲁迅和张爱玲分别以沉郁和苍凉的笔调写出了一个个人性悲剧故事。但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不同的。鲁迅作为思想启蒙者，自觉担当起唤醒民众的历史使命。这是由于鲁迅是在家道中落、由小康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到世人态度发生的极大变化，过早地体味了世态炎凉。作为长子，身负双亲的期望，却不能救助和安慰他们，他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深感屈辱。到了青年时代，留学的经历，对祖国民族贫弱的深刻了解，进化论思想的接受，形成了鲁迅世界观的主要部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一直处于启蒙救国氛围之中。在文化取向方面，鲁迅既有传统儒家“知冀不可为而为之”，治国救民的人世观念，又有对深受其所害的封建礼教文化的深恶痛绝，更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之后立志来促成中国国民的现代性人格的建构。这样的成长经历，就确立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为了民族和国家，为了既愚且弱的人民，弃医从文，文学救国，期图“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出于对人生的大爱。以一种决不妥协的傲岸风骨，关怀人世，鞭挞丑恶的，希望用文学去唤醒民众，鲁迅所创作的悲剧作品尽管都笼罩着黑暗和流露着作者本人的悲哀和忧郁，但却包含着希望和憧憬。在《药》里，我们看到革命者夏瑜坟头开了美丽的小花。很明显他是试图用文学去“济天下”。
　　而张爱玲出生于一个封建贵族家族的没落期。父亲是典型的遗少，过着一种抽鸦片打吗啡针的荒唐的生活，母亲几度赴法，颇受西方文化熏染，追求时髦与洋派气，张爱玲从父亲身上了解了没落的传统文化。父亲和母亲构成了两个几乎互相对立的世界，父母的婚姻不和，张爱玲的母亲很早就抛下她远渡重洋，使她很小就看清了人世间爱的残缺。后来在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和上海，乱离之世，人最深切的感受是无法把握命运的漂泊感和无常感。香港的抗哉是英国人的抗战，所以她眼中的战争没有政治色彩，只有它的灾难性。她感到“时代已经在大的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这样惘惘的威胁中，她认为只有抓住人生中一些安稳的东西，虽然灰色暗淡。却有永恒的意味。所以她把笔触伸向了男女的婚恋、世俗的伦常。因此，张爱玲的文学相对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话语方式。她的拼命写作要多的是为了“独善其身”，因此她不愿意“悲壮”地“启蒙”，而宁可“苍凉”地“启示”，因此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曹海燕，武汉市建筑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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