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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政治看苏童的《米》
作者：唐晓敏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位风格独特而又多产的作家。作者虽然身为一名男性却能够对中国的“妇女生活”有着极其逼真的刻画与复杂描写，情节曲折多变、笔墨酣畅淋漓，这些都为他赢得了“表现女性的‘圣手’”的称号。
小说《米》中的主线围绕一个普通农民展开，讲述了他从枫杨树乡来到城市奋斗和毁灭的过程。与其他某些作品不同，这部作品的核心人物是一个男性。但是，不难发现，在作品中与男主人公五龙始终纠结在一起的就是米和女人，并且女人和男人似乎总处于矛盾与对立当中。
一、女人——性——邪恶
自古以来，女人和性都是不分的，可以说，女人就是性的象征。古代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女人应做到三从四德。而与好女人相对的就是被世人唾弃、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妓女之类的轻浮之辈。虽然这两者受到了不同对待，但是她们都与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身处深闺，最重要的是守节保身、相夫教子，她们最主要的职责是为家族传宗接代，保存血脉。另一种所谓水性杨花型的女人往往更受男性青睐，成为男性赏玩和纵欲的对象。
女人不仅是性的象征，还是邪恶的化身。“红颜祸水”，女人在男人事业道路上扮演的是绊脚石的角色。她们美艳动人，却以色乱志，不求上进，生活颓废，粗俗淫荡，甚至把人们引向死亡和毁灭。女人们是恶魔和死神的化身，消耗男人的精力和生命，慢慢把他们吞噬掉。在文学史上，很多男性作家都在作品中有意、无意表现出对女性的鄙视和厌恶，将“贱人”、“淫妇”、“妖精”、“魔怪”这样的词任意地添加在女性的形象上，即便是20世纪末，中国女性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仍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其中就包括苏童。
《米》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通篇贯穿着两个意象——“米”和“性”。作者用“米”给这部小说冠名，是有深刻含义的。对于五龙“米”不再仅仅是粮食，它是一个男人存在的前提条件，对五龙而言，“米”就象征着生存与希望。正是基于此，“米”对五龙来说甚至上升为一种信念，成为他不断在痛苦中挣扎和追求的精神支柱。同时，小说《米》中还出现了很多“性”的描写，或直接或隐晦，都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对“米”的迷恋源于生存的渴求，那么对“性”的不断索取则出自于男人欲望的满足和对自我权力的肯定。“雪白的堆积如山的粮食，美貌丰腴骚劲十足的女人，……它已经接近五龙在脑子里虚拟的天堂。”在开篇第一章的结尾，我们从作者轻描淡写的话中看到了一个青年男子一生追求的梦想，很是简单和乏味——锦衣玉食，美女相伴。“米”引导五龙来到城市，但城市并不美好，饥饿和死亡也随处可见，作为一个外来者，天天有饭吃就成了五龙奋斗的目标。他始终保留着对“米”的肃穆之情，甚至到了膜拜的程度。那么“性”和代表“性”的女人呢？结果当然大相径庭。在小说“米”中对“性”的表现都带有肮脏、厌恶甚至恐怖的成分，就像对女人的描写一样充满着冷漠和厌恶。男人们对女人充满欲望，但是与女人在一起就预示着他们的不幸即将来临，也许就是死亡，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幽灵，令人战栗又极具吸引力。但是，尽管明知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去拥抱这些恶魔，因为那是男人们权力的象征。
二、自我意识的缺席
人类社会自从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以来，女性都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女人按照男人给她们安排的规范去生活，女性生活习惯、女性特征、女性气质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整个男权社会事先就制定好的，女人的任务就是依葫芦画瓢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在思想最具开放性的文学中，我们往往也很难看到真正属于女性的话语，即使在女性作家笔下通常也表现的是男人眼中的女人。正如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所说：“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性叙述声音（具体来说就是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人物的“我”的声音）为女性叙事权威的消隐提供了先决条件。我认为在启蒙主义时期男权当道的物质生活中，男人一旦控制了女性的‘我’，女性小说家就变得多余了。”女性生活在以男性为主导和中心的社会秩序中，拥有极其有限的言说空间，甚至不知道女性究竟如何才成其为自身，似乎正如亚当用自己身上的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一样，男人们用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制造了女人。在这样的氛围中，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就变得很自然了。
《米》中出现了多位女性，其中最主要的是米店姐妹俩。织女在瓦匠街上臭名昭著，因为她年幼就成了六爷的姘头，并且自命不凡，洋洋得意。瓦匠街别的女孩想都不敢想的事，织云却把它视为荣誉和骄傲。织云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男人，她自己也认为自己不可能也离不了男人，她一直被男人玩弄、侮辱，虽然她恨这些男人，但同时也乐在其中。即使在自己容颜不再，毫无身份地在吕公馆做佣人的时候，她似乎还在享受着人们对她当上姨太太的羡慕眼光。而她指望的儿子完全无视母亲的存在，对母亲的事毫不关心。织云的这种依附心理正体现了她自我意识的缺席，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绮云的生活方式与姐姐织云完全不同，她厌恶和鄙视姐姐的卖弄风骚、不知廉耻，她渴望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结果绮云这样有一定思想的女性仍逃不出社会游戏圈，当父母都过世，姐姐投奔吕公馆之后，她无依无靠，只能屈服于五龙并嫁给了他。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支撑下去是艰难而又不被社会所认可的，她只有找一个男人投奔。在绮云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上挣扎的痛苦与无奈，她的生活完全笼罩在黑色之中，找不到出路。
织云曾这样感慨说：“没意思。做女人真的没意思。”这可谓道出了女人们的心声。在男性占主导地位支配和规范女性的社会模式下，女人们丧失了自我，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我们熟悉的妇女的形象就是由男人创造的，并被塑造成了符合男人需要的形式。这些需要又源于一种恐惧：女人的‘异己性’。但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一个前提：男权制已建立起来，男性已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在他这一主体或对象的对面是一个‘异己的’或者对立的女人。”这就给为什么女性要终身承受提供了一种解释，男人把女人作为‘异己的’或者说是对立的对象来塑造，处于这种控制和被控制的两项选择中，具有优先选择权的男人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统治地位，那么女人自然地就处于了被统治地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只是被早已确立了的男权社会编织的各种花环掩盖。有关性别政治的观点随着女性的自觉和社会文化对两性关系的深入认识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并被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借以阐发自己的观点，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女性自我以及整个社会。小说是生活的缩影，是生命的另一个舞台，《米》中的故事虽看似已与我们相隔甚远，但是其内在却是万古恒新的，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流逝。
参考书目：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苏童，《苏童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唐晓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文艺学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