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慢品寓言之妙

作者:涂荷盛 郭义泉




  所谓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它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
  其中“寓”,是寄托、假托,“言”,是道理或教训。由此看来,所言道理与教训必假托于故事与自然物之中,反之就不能称其为寓言了。
  任何文学样式的产生与盛行,应当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它应是时代的产物。寓言也正是应时而产生与盛行的产物。它的产生我们虽还无法考证,但它的盛行却是有迹可查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寓言盛行的时期。《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有不少寓言,如《韩非子》中的《郑人买履》《战国策》中的《鹬蚌相争》,《吕代春秋》中的《刻舟求剑》等名篇一直流传至今而成为典故,经久不衰,而且是那样的鲜活与美妙,让人读而生津,用而增辉。细细品之,觉有如下之妙:
  
  一、假托让其藏身
  
  人,大概有一个共性:讳言其疾。因而出门观天色、进门观人色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忠言逆耳、直言招罪,言谈举止都应见机行事。阿谀奉承之语,又为君子所不齿。而指出对方的过错,直言往往很难行通。尤其是对朋友,对同事,对上级,直言往往得罪于对方,有的甚至会激怒对方,此实为南辕北辙之举。聪明人是绝所不为的。将所言之意寄托于某个故事或自然物中,言者有心听者无意,逆反心理不会产生,破除了听者对峙的心理防线。言者避过祸事,但豁达之气自然而出,引人入瓮之势已成。如此曲笔,今人望尘莫及。
  如《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将讽劝齐王纳谏除弊的道理,寄托于自己家庭亲友间对自己与徐公的比美评价故事之中。齐王听后不但没有施罪于邹忌,反而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面对君王,如此巧妙地假托,邹忌却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忠于职守,勤于王事的讽谏,靠直言是不能收到如此美妙的效果的。这不能不说是假托之妙。
  
  二、讽刺让其解嘲
  
  人,一般都自以为是,好讽他人过错。如听嘲讽他人过错与己所行之事相合,那将会转化为自嘲。对这种自我解嘲仔细品味,是有那么一种苦乐相间的难言之态。虽明知言者在嘲讽自己之过,但又不能发怒与指破。自嘲之中强吞苦果而自平心态。可见明达之士的高风亮节。那种刺肤之痛,却能收到治病救人之奇效。使听者既保住了颜面,又明白了道理。这种善意的嘲讽之妙,是其他文学作品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如《刻舟求剑》就嘲讽了那些拘泥成例的人,不知道跟着情势的变化而改变看法或办法的呆板作法。这则寓言实可让做呆板蠢事的人自嘲。言者之嘲,在于讽愚笨之作法,听者之嘲,在于嘲己之愚笨。这种嘲讽只能自解而存于心,却不能责于人。古人嘲人虽没直言对听者,可却让听者心灵振拔的如此妙法,今人怎能不诚服。
  
  三、劝诫让其明理
  
  人,都有好强之心。鲁迅曾说:“孩子是需别人教的,毛病是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在这里,鲁迅先生点明了做人处事的法子是需自思而明理的。这是好强之心支配下的心里活动,这种心里活动的内化行为是任何人都不可取代的。而寓言的劝诫是假托于故事之中的。这种假托正好起到了引发听者思考的作用。同时它也给听者留下了触类旁通的思考空间。这种寄劝诫于故事之中让听者自明其理之妙,展示出了古人知人善教技艺之高超。
  如《守株待兔》让人自明不应死守狭隘经验而不经努力希望侥幸成功;《南柯一梦》让人自明不可生活在如梦之中而空欢喜;《南辕北辙》让人自明做事行为与目标必须一致,不然就会背道而驰,离目标越走越远……这种引发听者自我斟酌的劝诫,正是古人劝人自明的精明处。
  
  四、简洁让其明快
  
  人都喜欢听要言不繁的带有哲理的故事,而寓言是把深刻的道理寄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借古喻今,惯于运用拟人的手法,语言简洁而锋利,让人一读就懂。这正是寓言的又一精妙处。
  如《鹰和鸡的故事》,鹰和鸡的简明对话,形象的比拟,生动地讽刺徒费心思的吹毛求疵者。让人一读就明白是告诫人们向别人的优点学习。庄子的《朱平漫学屠龙》寓言故事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五个字就简明地告诫人们应学有用的知识。简洁的故事明快地道出了要学以致用的深刻道理,表达出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和深邃的思想。它犹如一首“理智的诗”,让人联想翩翩,耐人寻味,明艳地显示出了寓言的独特魅力。
  寓言的妙处何止这些,仔细品味,必有新出,这将留给大方之家去评说了。寓言,从产生之日起,至当今,至将来,都充满无穷的活力,绽放出夺目的奇异光辉,她的美,必将被世世代代品尝与运用。语言永存,寓言永存。
  
  涂荷盛,郭义泉,教师,现居湖北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