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规模庞大的十数部以讲说隋唐历史故事为内容的系列长篇小说中，最好的作品有三部：《隋史遗文》、《隋唐演义》和《说唐》。其中，最受到平民百姓欢迎，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说唐》。 　　 　　古时代没有著作权法。每当好书问世，坊间就会冒出许多各式各样的版本。判断一种书的畅销程度，只要看一看书坊主的热情有多高，就可知其大概。我们说《说唐》最受欢迎，是基于两个事实： 　　 　　一是有清一代，《说唐》的版本实在太多，什么崇德书院本、观文书屋本、圣德堂本、善成堂本、会文堂本、渔古山房本等等，以及更多的早已湮没无闻的不知名的坊刻本，其数量是《隋唐演义》等其他隋唐小说所不能比拟的。 　　 　　二是《说唐》的续书不断，而且均受欢迎。《说唐》所述从隋文帝平陈、统一中国开始，到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登基做唐朝皇帝结束，其重点是塑造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尉迟恭等隋唐英雄好汉的群像。紧接着推出的《说唐后传》则写唐太宗时，罗通扫平北番和薛仁贵平辽的故事。有的书商把《说唐后传》的前半部分编成单行本《说唐小英雄传》。这些小英雄都是瓦岗群雄的下一代，如罗成之子罗通，秦琼之子秦怀玉，程咬金之子程铁牛，尉迟恭之子尉迟宝林等等，英雄依旧。《说唐后传》的后半部分则被编成《薛仁贵征东全传》，写薛仁贵变泰发迹，最终以军功被封平辽王的故事。《说唐后传》一经问世，居然又大告成功，畅销于世，于是又出现了《说唐三传》。在这里，罗通、秦怀玉们被暂置一边，而是顺着薛仁贵征东的思路，再让薛仁贵连同其儿子薛丁山西征哈迷国，又牵出薛丁山与樊梨花的恩恩怨怨。而薛、樊之子薛刚又闹出反抗武则天，逼其去周复唐、中兴唐室的故事。这一系列内容，也就是后来俗称的“薛家将”故事，在民间的影响也决不输于瓦岗群雄。为名作写续书，最是吃力不讨好。《说唐》小说一续再续，居然均告成功，不但隋唐系列小说中无一部可望其项背，在其他通俗小说也不多见。 　　 　　“隋朝十八条好汉”的说法，在《说唐》以前的小说里从未提过。于史无征是不用说了，荒唐可笑也确属其实。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斗智斗勇、实力谋略，而是看好汉的级别。第十六条好汉秦琼只配给第八条好汉杨林当“十三太保”，只有请来第七条好汉罗成，方有胜算。而战无不胜的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也只有等到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出场，才被撕成两半。难怪孙楷第先生要斥之为“荒唐不经之言”。更有趣的是，《说唐》书中居然还没把十八条好汉说全，数来数去，才找出十三条来：第一李元霸，第二宇文成都，第三裴元庆，第四雄阔海，第五伍云召，第六伍天锡，第七罗成，第八杨林，第九魏文通，第十尚师徒，第十一辛文礼，第十六秦叔宝，第十八单雄信，而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都缺名。此书的粗疏可见一斑。 　　 　　可是，平民百姓对此却并不在乎。一提到“说唐”，他们首先想到“十八条好汉”，以及互相之间的强弱。我们幼时读《三国》、《水浒》时，不也为吕布与关公谁强谁弱、林冲与秦明谁更厉害而争论不休吗？这种“排座次”的写法正符合了普通民众的想像力、理解力，投合了他们的心理期待，自然会大受欢迎。孙楷第先生也明确指出：“乡村细民津津乐道不置，……所嗜实在此等也。”这正是民间文艺的特色。 　　 　　其实，如果我们把《说唐》放在隋唐系列小说中来作纵向的考察，就会发现，除了民间文学的鲜明特色之外，《说唐》还有另一番价值，那就是在人物塑造上的巨大成功。今存最早的隋唐小说是成于明代的《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大唐秦王词话》。它们所作的无非是把历史通俗演义化，简单粗糙。其中，秦琼、尉迟恭、程咬金、单雄信等人物虽已出现，但除了《大唐秦王词话》里尉迟恭的形象比较完整鲜明之外，其它人都仅仅是知其名、见其事，而不能想见其人。 　　 　　到了明末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开始有了转变，秦琼——而不是李渊、李世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秦琼的身世遭遇——而不是何时改朝换代、何人称王称帝——成了作者关注的中心。所以，有人就把《隋史遗文》称作“秦叔宝演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遵循“历史小帐簿”的观念，注重搜奇辑异，重事而不重人。只有到了《说唐》，瓦岗寨的英雄豪杰才真正地、群体地成为小说的主人。尉迟恭、秦琼的形象虽继承旧作，但有了改进；程咬金、罗成、单雄信等人的形象被赋予了鲜活的性格，一下子走到前台；而伍云召、雄阔海、裴元庆、李元霸等人则首次登台亮相，一个个栩栩如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以说，隋唐群雄的形象与性格只有到了《说唐》才真正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而得到了定型。这才是《说唐》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 　　 　　《说唐》的这些特点，与其成书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流行于清代的《隋唐演义》是综合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书敷衍而成的，而《说唐》则是根据说书人的底本整理而成的。明清之际，说书业极为繁盛，在讲史一类中，隋唐故事是重要的节目之一。当时著名的说书人柳麻子柳敬亭曾在一条北上的运河船上讲说隋唐故事，“其言绝俚”，“坐客莫不鼓掌称善”⑾。应该说，当时的说话为《说唐》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书中留有明显的话本的痕迹。说书是分段讲说的，所以二十七回里有“因此名为‘走马取金堤’”，三十回里有“这回书叫做‘罗成走马破杨林’”，三十七回里有“这回书名为‘撞死黄骡马，别断虎头枪’”等文字。书中的许多语言也都是说书人的声口，而不是文人的笔墨。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说唐》称作被写定的说书更恰当一些。 　　 　　说过隋唐故事的说书人很多。此本《说唐》是依据谁的底本改定的，以及这位改定者是谁，史无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有个如莲居士曾在乾隆元年为《说唐》写过一篇序，后来的《说唐后传》、《说唐三传》以及《反唐演义传》等书前也往往刊有题名如莲居士作的序，有的索性径直题为“姑苏如莲居士编次”，更有人编出一个“似菊别墅”来作如莲居士的住所。这些都是书坊主的假托伪造，不能相信的。而《说唐》前的序中，如莲居士也只是说“今见藏书阁中有《说唐》一书”，“可付之于剞劂氏”，并未提到作者。至于会文堂刊本卷首题的“鸳湖渔叟校订”的字样，也未见于更早的刊本上，最多只是个为会文堂刊本作“校订”的文人，与此书的编者无关。看来，这部重要的小说的著作权人——不论是说书的还是改编的，又像其它许多小说一样，是个无名氏了。 　　 　　最后我们谈一下这部小说的命名。这本六十八回的作品，今存最早的刊本是乾隆初年的崇德书院本，题为《说唐演义全传》，之后乾隆四十八年的观文书屋刊本和嘉庆六年的会文堂刊本都沿用。后有圣德堂刊本把它分作十四卷，题名《新刻增异说唐全传》，去掉了“演义”二字，而“新刻增异”则是“广告用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善成堂刊本上。它把六十八回分成八卷，题名为《说唐前传》。它之所以把“全传”改为“前传”，是为了配合早已流行于世的《说唐后传》。然后，善成堂以及渔古山房等书坊再把《前传》《后传》合在一块儿，合称《说唐演义全传》，或《说唐合传》，一起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