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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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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挥师东征 势如破竹灭东吴 强敌陈友谅已除，西线无战事；南线元军已与红军战成两败俱伤，目前无力北犯；北边是浩浩长江以为屏障，并有俞家海军严阵以待，无人敢窥；唯有东线张士诚日渐强大，不断骚扰，对朱元璋构成严重威胁。“一山难容二虎”，朱元璋不能容忍这世界上有两个“吴王”存在。这时的朱元璋经济发展稳定繁荣，政治清明深得人心，军力强大积极进取，遂于至正二十五年，也就是称王的第二年，全力准备挥师东征，一举扫灭张士诚。 元末群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二是非红军系统。红军分东系和西系：东系以淮水流域为中心，尊奉小明王，郭子兴是濠泗滁和一带的头领；西系以汉水流域为中心，为彭莹玉号令，首推杜遵道，后令徐寿辉，再到陈友谅，并有寿辉部将明玉珍割据四川。非红军系有东吴张士诚，浙江方国珍。红军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民族思想，与元政权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非红军系则纯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进退，对元政权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叛降濒繁反复无常。 张士诚尤为如此：至正十三年请降，元淮南江北行省授以民职，不久又反；十四年自称诚王，十七年八月又降，授官太尉，元朝招降士诚是为了解决大都运粮问题。几年来元浙江右丞相达识贴木儿，千方百计招降张士诚，一直到张士诚西线进攻为朱元璋所败，东边与苗军杨完者不和，两面受敌，张士诚才不得已而降。张士诚地产富庶，鱼盐丰聚；方国珍拥兵海上，运输安全方便。这样，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运济元大都。但两者各怀心思，互相猜忌，一个怕贪没粮食，一个怕乘虚进攻，亏达识两面调解，从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每年他们向元大都运载了十几万石粮食。后因杨完者拥兵自重不听节制，达识与张士诚使计杀了他，全面接管苗军防地，并逐出淮西赵均用，拥有南到杭州绍兴，北到济宁，西达汝颖濠泗，东到海边，方圆二千余里的广大地区。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并毒杀达识贴木儿，拥兵自重，不再听从元朝节制。 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起和朱元璋接壤，两下里时起战端，彼此攻伐，互有胜负。直到朱元璋两线得手，进剿武昌凯旋以后，得以集中兵力进攻东吴，其攻守大势胜负之态才发生根本变化。 朱元璋对张士诚的进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算起到第二年四月间，共半年工夫，全力出击东北境的淮水流域，压迫其龟缩于长江以南。第二阶段攻势可从第二年八月算起到十一月间，共四个月时间，朱元璋分两路进攻湖州杭州，切断东吴的左臂右膀，并促使杭州守军投降，造成了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的局势。第三阶段从围攻平江开始，即第二年十二月起到第三年九月，前后十个月时间，终于攻克平江，俘虏张士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拉锯战。 在第一阶段战争结束后，朱元璋尽有淮水各城。 为了“吊民伐罪”，从政治宣传上取得更大好处，朱元璋在五月份发布了声讨张士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罪该万死的战斗檄文： ……盖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三圣人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观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宁台举新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宁，宁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元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而讨之，略无攻效，愈见昌獗，然而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势虑，乘势而起……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 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江湖，兵兴则首聚杀徒，负固于海岛，此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此罪二也…… 僭号改元，此罪三元。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乃又诈降于元，此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识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势足，诱我叛降，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各有条章。凡我捕逃居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归附，而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 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 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 从这篇檄文，我们不难看出：一、朱元璋动辄以“王者之师”自居，“吊民伐罪”是天意所授，其君临天下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二、所数张氏八大罪状以为讨伐理由，非常滑稽。 前七条罪状竟是指谪张氏对元朝皇帝的阳奉阴违不孝不仁，俨然大元王朝的卫道士。 三、全篇文字充满君臣父子等浓郁的儒家传统思想。大骂红军“妖言惑众”，郑重否定自己以前的事业，与农民思想彻底决裂，全盘接受了儒家的道德思想体系。这也是一大批如宋濂、刘基等儒士影响的结果。 四、历数元朝乱政，实非君过，胡运兴衰，有赖天命。为元朝皇帝文过饰非。这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因为这时红军将领大都死的死，亡的亡，其他有威胁的杂牌军队，也都先后由朱元璋所灭，剩下的只有大元王朝死而不僵，还保留着足以威胁朱元璋的军事力量。言词平和，以免激怒元帝拚死一搏；意犹未尽，万一“胡运复兴”，可以再拜于大汗脚下，仍不失富贵俸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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