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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时和宁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众，不相统一，彼此疑畏，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给朱棣挣了点面子。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

　　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

　　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

　　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

　　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

　　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战而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朱棣惮毕生精力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号称蒙古可汗的，不论是鬼力赤，也不论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扎奇斯钦的文章已经指出这一点。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

　　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才勉强渡过难关。

　　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为了供给这样庞大的军队，几乎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以永乐二十二年北征为例，为供军饷，天下府库，搜索殆遍，“查勘两京及天下库府藏递年出纳之数”，“点勘南京并直隶卫府州系食粮递年出纳之数”，令督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车，丁壮挽运。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永乐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东、山西民丁随军供馈饷，“郡邑各遣官率之，惮行者往往为规避计”。由于道路险远，地冻天寒，不少民夫在运粮中冻伤手足或疾病而死。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营建北京宫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亲征，国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永乐弊政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霜，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朱棣一死，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一下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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