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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父皇宾天,不得奔丧,欲自诣京,复恐外人不知者谓有他志,故吞声忍气,不敢出言,痛裂肺肝,泪从中堕,不意奸邪小人,交构为恶,巧言欺惑,变乱祖法,岂不知《皇明祖训》御制序云:“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一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训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伏自父皇宾天,闻齐泰等奏定礼仪,凡朝夕几筵,揖而不拜,及小祥节屇,祭不亲与。我差百户林玉、邓庸等奏事,辄被囚系,垂楚锻炼,令诬王造反,云“擅自操练军士,造作军器,必有他图”。齐泰等明知《皇明祖训》兵卫内二条:“凡王教练军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临事有警,或王有间暇,则遍数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随侍文武官员,马步旗军,不拘数目。若王恐供给繁重,斟酌从行者,听。其军士仪卫旗帜甲仗务要拜明整肃,以壮臣民之观。”想惟太祖高皇帝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岁操练军马,造作军器,惟欲防边御寇,以保社稷,隆基业于万世,岂有他哉!

  其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复知有朝廷也。七月以来,诈令恶少宋忠、谢贵等来见屠戮,为保性命,不得已而动兵。宋忠、谢贵俱已就擒,已具本奏闻,恭候裁决,到今不蒙示渝。齐泰等又矫诏令长兴侯耿炳文等领军驻雄县、真定,来攻北平。重为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动兵,败炳文所领军马,生擒附马李坚、都督潘忠、甯忠、顾成,都指挥刘燧、指挥杨松等。奸臣齐泰揭榜毁骂,并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十月十六日,又矫诏令曹国公李景隆军总领天下军马来攻北平。躬率精锐,尽杀败之。李景隆夜遁而去。若此所为,奸臣齐泰等必欲杀我父皇子孙,坏我父皇基业,意在荡灭无余,将以图天下也。此等逆贼,义不与之共戴天,不报此仇,纵死不已。今昧死上奏,伏望悯念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奋万死,不顾一生,艰难创业,分封诸子,未及期年,诛灭殆尽。俯赐仁慈,留我父皇一二亲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至幸。不然,必欲见杀,则我数十万之众,皆必死之人。谚云:“一人拼命,千夫莫当。”纵有数百万之众,亦无如之何矣。愿体上帝好生之心,勿驱无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恩莫大也。倘听愚言,速去左右奸邪之人,下宽容之诏,以全宗亲,则社稷永安,生民永赖。若必不去,是不与共戴天之仇,终必报也。不报此仇,是不为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伏请裁决。

  此次上书,态度十分倔犟,甚而有强辞夺理近于狡赖者,比如建文诏中“燕庶人父子”分明是指朱棣及其子高炽等人,其时朱棣已被剥夺王爵,故称为庶人,朱棣书却反诬诏书为葬父皇以庶人之礼。朱元璋曾以起造屋室比喻开创基业,朱棣则抓住建文朝拆毁宫殿一事,直指他们坏了祖宗的基业。唯上书中动辄以祖训为说辞,辩护最为有力。《皇明祖训》中所规定亲王教练军士等内容,原本是为了使亲王屏藩帝室,不想留下漏洞,反为亲王所利用,朝廷的指责则显得无力。这次上书正值燕王屡胜,气壮山河,指朝廷如敌国外患,竟至有“不共戴天”之语。朱棣之好勇斗狠,雄毅恣肆跃然纸上。同时,朱棣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描绘成动以国家为念的皇叔,而信中不仅挑拨齐泰、黄子澄与皇帝的关系,而且暗示诸王与之连为一气,以携手对付朝廷。然而这次上书依然没有回音。

  朱棣接连获得胜利。北平城内,燕府上下,洋溢着胜利喜庆的气氛。由于燕军的坚决抵抗,李景隆的五十万官军,溃于北平城下。燕王的胜利多亏了北平军民的拼死效力。燕王于军民有何仁,而能令军民蹈死不顾?其实,北平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军民并不清楚朝廷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燕王是太祖第四子是确定无疑的。多年来他镇守北平,出塞防边,立有赫赫战功。燕王只要说“朝廷里出了奸臣”就够了。军民上下无不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义战,燕王要除去朝中之奸,维护皇室,拯救先帝子孙,谁能说个不是呢?

  对于此役的胜利,朱棣自然也大喜过望,对军民也不无感激之情。赏赐犒劳是无所吝惜的。但朱棣深知以北平之一隅对抗朝廷,胜败之数并未最后确定,稍有疏忽,随时可能招致失败。不知他是否已经警惕在他自己的上书中表现出的一种狂放,然而对众将士,他都曾及时提醒他们骄兵必败。他对将士们说:“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夫常胜则气盈,气盈则志骄,志骄则慢生,败机乘之矣。”他举出“周公胜敌而愈惧”的故事,说明小心谨慎使周室得以昌盛。他说:“古语云‘惧在于畏小’,予不患众不能胜,但患不能惧尔。”他时刻看到朝廷大兵压境的危险,说:“彼以天下之力敌我一隅,屡遭挫衂,将必益兵以求一决,战兢惕励以惩前失。我之常胜,必生慢忽。以慢忽而对兢惕,鲜有不败。须持谨以待之。”朱棣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家。他胸中怀有全局,绝不以一时之胜忽略了通盘筹算。

  几天之后,朱棣向作战有功的战士颁发赏赉。不少将领升了官。朱棣很懂得如何驾驭军队,他善于使用奖罚的手段驱使将士用命。他说赏罚是“公天下之道”。奖赏合乎人心,就会收劝励之效,惩罚合乎人心,就会收儆戒之效。善于为政者,不以奖赏施于个人所亲,不用惩罚加于个人所怨。需做到像衡石一样平稳,像水镜一样清明。他称赞将士竭诚效力,要论功升赏以酬其劳。他说自己一个人是难于周知全面情况的,他要求诸将对每个人的战绩要从公核报,“不徇私情,不亏公议,有功无功,不令倒置”。务使爵赏得当。凡是有功而被埋没、奖赏不足以酬其劳的,一定要当面讲明,不许退下后再说闲话。

  在这次赏功中,不少人得到了提升:燕山右护卫指挥使谭渊,指挥佥事陈贤,致仕指挥佥事高实、申用,富峪卫指挥佥事景福,会州卫指挥使谢芳、陈旭,指挥佥事端亮,营州左护卫指挥同知钱武,济阳卫指挥佥事祁义,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陈珪,燕山前卫指挥同知李清,燕山左卫指挥使徐祥。

  这些人全都升入北平都司任职。一个都司管辖许多卫,都司的指挥要比卫、护卫的指挥地位高出许多。然而,朱棣作为亲王,仍然是朝廷的臣民,并不具有提升诸将官职的权力。这样做本身对于朝廷就是一种叛逆行为,何况此时朱棣已被朝廷剥夺了王爵。由于朱棣的经营笼络,实际上,在燕王势力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一个与朝廷抗衡的独立王国。他所网罗的,不仅有自己多年的部下,曾跟随征战为其效力者,还有一些因与燕王勾结谋反而被朝廷罢黜的官员,如前都指挥佥事周成、袁成、张睦,朱棣也恢复了他们的职位。

  燕军在战争中颇有伏获。被伏官军士兵,愿留的留,不愿留的朱棣便将他们随时遣散。朱棣听说在被俘军士中有几个是从皇陵守卒中抽调来的,不禁为之恻然。朱棣就藩之前,曾长期声老家凤阳驻守练兵。他实际上是在老家长大的。几个皇陵守卒使他想起了老家的草木,祖宗的陵寝。也想起他这几十年的经历,看见这几个召至面前的军卒,好像又回到了凤阳军中。亲不亲故乡人啊!朱棣把他们叫到身边,不免询问起皇陵的情况,又着实抚慰了一番,朱棣说:“幼冲(指建文帝)不思祖宗陵寝为重。守卒以调而来。天下士马固多,岂少此数人。”

  朱棣下令给他们衣粮,让他们仍然归守皇陵。难说朱棣对祖宗没有感情。但从另一方面看,朱棣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攻击朝廷,借题发挥。朱棣起兵篡位,为天下所指,但他总是设法陷朝廷于不义地位。调几个皇陵守卒参战,竟被说成是不以祖宗陵寝为重。自己则处处标榜尊崇祖训,藩屏邦家。朝廷方面呢,位处至尊正统,一开始便认为自己以正压逆,以强压弱,胜算在握,不必计较一些细枝末节。不料却因而常给朱棣留下可乘之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兴焉”。如此下去,形势真是不可逆料的。

  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是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他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戮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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