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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百折不挠 §一、他年谁为主 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想到这个问题了。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他便立长子朱标为“世子”,即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到洪武元年,朱元璋当了皇帝,朱标很自然地成了皇太子。他把立太子看为天下之本。皇太子的册宝上写着:“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太子职责在于“抚军监国”,“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他曾对皇太子说:“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则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不可惧哉!不可惧哉!”朱元璋虽主旨在于保朱家之天下,但也不免有为天下生灵求福之志。 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教育培养也真的下了功夫,让他读书,让他参政,让他巡视天下了解民情。他对太子的要求一是统军,一是司礼,一是练政。他让文武大臣如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等兼领东宫官,他对他们说:“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叔康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怠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置之。”他又对太子宾客梁贞、王仪、太子谕德秦庸、卢德明、张易说:“朕令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帝王之道,礼乐之数,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朱元璋早就表示“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洪武十年,朱元璋命令自今政事都要先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他说:“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凡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尔能体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后来他又嘱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说:“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派太子巡抚陕西,以规划建都之事。他希望太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保有朱家的天下。 朱标出生时,虽然天下尚未平定,但朱元璋那时已经是统帅兵马征战一方的将领了。朱标出生后不久,朱元璋就攻克了集庆(今南京),所以朱标必不知艰辛坎坷为何物。他被立为太子时年方十三岁,日日由“名儒”陪伴读书禁中。这些都养成了他与朱元璋绝然不同的气质和品性。固然,他缺少朱元璋那种严毅果决,但也没有朱元璋的阴笃惨鸷。 据说,朱元璋看到太子仁柔不振,想了一些办法去激发他的刚励之气。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将尸骨装满辇中故意从太子面前经过,太子见了不胜惨蹙,连连抚掌说:“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为失望。朱标自幼熟习儒家礼教,并对此笃奉不已。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死了,朱元璋很悲痛,他命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说:按礼的规定,只能为庶母服“缌”,“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他企图严格执行刻板的礼制,并用来约束朱元璋,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剑击向太子,太子走,一边跑还一边说着礼制中的话;“大杖则走。” 翰林正字桂彦良赶忙来劝说太子,他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也。”桂彦良比朱标更能掌握“礼”的本质,它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如果二者有所不同,那么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礼的存在是作为可以约束包括皇帝的任何人的教条,那对皇帝以及封建政治来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太子明白了皇权要大于礼,明白了“君父之命不可违”,便服了齐衰去见朱元璋谢罪,朱元璋的怒气才慢慢消释。然而从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其实这些记载里系故意贬斥朱标。从另外的一些记载看,朱标不致如此无能。在唐肃的《密庵稿》中有“送陈中宝之洴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等序文,都把太子与朱元璋并列,可见朱标在当时政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明初的大儒方孝孺的挽诗中更有“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和“文华端国本,潜泽被寰区”的句子,流露出时人对朱标的称颂。 诸王与朱标同为朱元璋之子,只因长幼之别便分为君臣,天子富有四海,威加环宇。即使在写信用字这样的细节上,也要有严格的区分。在这样情况下,诸王难免对皇位有所觊觎。这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常常表现出来。按规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服饰器用也分为不同等级,位卑者不得僭越。但诸王在宫中的服饰却偏偏喜欢学着太子的样。给事中卓敬发现了这个苗头,马上向朱元璋建议说:“宫中朝廷视仿,纲纪攸先。今陛下于诸子不早辨等威,使嫡庶相乱,尊卑无序,然则何以令天下耶?”朱元璋答道:“卿言是,吾虑不及此。” 也许朱元璋在这细节上并没有注意,但他却早就改变了当初杀叶居升时的想法,对将来太子与诸王的关系,加以认真的考虑。并且开始注意对诸王的约束。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他命人编成了一本《永鉴录》,辑历代皇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洪武元年正月十五,朱元璋在文楼上,太子侍立一旁。朱元璋问太子近与儒臣讲说何经何事?太子回答说,昨讲七国叛汉事。朱元璋因而考问太子这事的曲直何在。太子说:“曲在七国。”朱元璋说:“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进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然而只恩义二字,岂能制止残酷的权力之争。古往今来多少父子手足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朱标被立为太子后,诸王的逆谋时时传出。有人报告了晋王的不轨。说他藏兵于五台,妄图造反。朱元璋大怒,要发兵征讨。而对此事,太子又表现出仁柔拘礼的本性。他说:“万一兵往而(晋王)㭎或拒命,是父子为敌也,将如天下后世何?”太子想了个办法,即在巡视陕西时设法把晋王㭎带来。朱元璋同意了这个意见。太子巡历到西北,与诸王相聚十余天。太子临行时晋王送他到河南,太子乘势让他入朝。晋王不得已从命至京。朱元璋要将晋王处死,太子不忍,忙为晋王叩头哀祈。于是朱元璋将晋王废为庶人,令居于京师。太子天性友爱,每天劝谕晋王,致使他有所觉悟,昼夜痛心号泣不止,深有悔罪之意。朱元璋见此情况也不免生出怜爱之心,赦了晋王之罪,并恢复了他的王爵。这事不仅说明了晋王的曾经谋逆,而且说明了太子的仁柔友爱。另外,秦王屡有过失,也是太子为之解脱的。 诸王中僭蓄大志者,当以燕王朱棣为首了。如前所述,燕王少年悍勇,及长,落落有大志,好游侠善骑射。在备御北边时更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这些不仅成为他窥伺帝位的资本,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野心。甚至有传说,说他曾经不讨父母的喜爱,以至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几次都想废弃他,只因众臣的力劝,才得以幸免。然而目前所留的记载大多在朱棣做皇帝之后进行了删改,很难了解当时朱棣原来的面貌了。不过我们仍然从这些遮遮掩掩之中得到一些消息。《明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祸之也。”太子闻之,密以语凉国公蓝玉。玉先征北虏纳哈出归至北平,以名马进上(指燕王朱棣),上曰:“马未进朝廷,而我受之,岂所以尊君父?”却之。玉惭而心不怿。至是,闻太子言,曰:“殿下观陛下平日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曰:“无如燕王。”玉曰:“臣意亦然,且臣观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恐此语上闻,殿下之爱衰矣。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谨。”玉曰:“殿下问臣,臣不敢隐,故尽其愚忠耳。惟密之。”时晋王亦闻太祖注意于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后晋王与上皆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语见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既无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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