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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结合，使政权带上了最凶残的特性。这样一来，不但农民群众以及各地少数民族要揭竿而起，就是城内的市民、小手工业者以及一部分开明士绅也都一致地纷纷起来抗清。明末大规模反封建剥削的阶级斗争至此转化而为人民群众反民族压迫的抗清斗争。他们分别拥立明朝分封的藩王来招集群众，在“复明反清”的旗帜下，进行了抗清斗争。

　　这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正在山西、陕西整理队伍，准备出发东征，尚无暇南顾。他们在河北、山东、以及苏北所布置的防御工作以及设置的官吏，多数被明朝的官军和地主武装趁机摧残破坏，被解除武装。那时从北京逃到南方的官吏、商人、市民也被地方上腐败的官军和地痞流氓，肆行劫掠杀害，弄得南北要道，运河北段，顿呈兵荒马乱，满目凄凉，紊乱的状况；山东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虽已起兵抗清，但力量分散在各处，还没有组织成为一支有坚强斗争力量的队伍，那些拥有实力的明朝军官，如刘泽清、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之流，各人拥兵自卫，徘徊观望，散漫得如同一盘散沙，坐视清兵长驱直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正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领导群众，抵抗清兵恢复失地。

　　但对新皇帝的人选，意见就有分歧了。在从北方逃难来的明朝宗室中，东林党方面张慎言、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明神宗的侄儿潞王，而阉党官员马士英则与福王由崧的关系密切。他以武力作后盾，使东林党措手不及，来不及防备，迫使东林党承认福王在金陵监国。东林党明白大义，认为大难当前不应当在立国之前，先闹家务，因此也就没有力争。就在这样强迫、容忍的气氛下，两党共同支持福王在金陵监国。

　　1644年旧历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做了皇帝，立年号为弘光元年，建立了南明偏安政府（以上材料见谢国桢《南明史略》）。

　　偏安政府建立后，一时间江南江北的官员、百姓都对它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在它的旗帜下，人们又有了主心骨，有了组织者，可以为恢复国家而战斗了。

　　当时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代表提出的大政方针都是比较正确，比较积极的。如“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不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要“复故土以光祖业”以及一系列具体措施：兴修水利、减轻租税；把兵权集中到中央，使地方上驻扎的官军听从中央的调遣；废除特务机构等等。四方的义师也响应史可法“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的号召，共同保卫金陵新政权。一时间朝野人士跃跃欲试，都想参加到政府中来，以尽一份微薄之力，成就复国大业。无数力陈时政的奏疏文件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金陵，送到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弘光帝手中。

　　自清兵入关后，民族危机使夏允彝立刻打消了隐居终老的念头，弘光帝即位后，他更是热血沸腾，决定只要国家民族需要，哪怕自己还有母孝未除，也必须出去尽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相信母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支持自己这么去做的。

　　谁知事态远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有无数人为了国家民族可以忍辱负重，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却依旧有那么一批人，把自己的私利放在民族大业之上，把乱世当作发财掌权的大好机会，全不顾人民的安危，国家的安危。这样的民族败类，简直比那压境的敌兵更加令人扼腕生恨！

　　当时在弘光朝掌权的阉党余流马士英、刘孔昭、阮大铖就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拥有兵权，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昏庸的弘光帝只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当时史可法的名声很大，又富有军事才干和凝聚力，请他担任总指挥是众望所归。然而马、阮等人却嫉妒史的才干和名望，急于把他排挤出金陵，好独掌小朝廷的政权。在他们的排挤下，史可法权衡利弊，认为在大敌当前，清兵的战火已烧到长江的情况下，自相残杀，消耗力量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国家打算，只有和衷共济，才能达到恢复中原的目的。因此他拒绝了许多人要求他与马、阮相争，执掌金陵中枢的请求，接受了马、阮胁迫弘光帝发下的要他离开金陵，去扬州督师的命令。

　　在这个时刻，本该是同仇敌忾，共同抗战，才能恢复河山的，但明朝统治内部以史可法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东林党和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的争斗，内阁与将帅的不和，已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还愈演愈烈，结果内部的矛盾反而超过民族矛盾上升到了首位。清兵南侵在即，而这里却还在明争暗斗，光凭几个像史可法这样的忠勇之将和大批手无寸铁的士绅百姓，又怎能抵抗八旗子弟那悍剽的身躯？！善良的人们在南明王朝初建时那些美好的，希望立刻恢复国土的企望迅速化为了泡影。就连像南宋那样偏安百年的愿望也不可能实现。南明王朝的命运，实在是比南宋小朝廷还要脆弱、悲惨许多，简直就像一片被一点丝蔓勉强牵扯着的荷叶，狂风大雨一来，立刻就要被“雨打风吹去”了。

　　刚成立的小朝廷如此腐败，如此令人失望，夏允彝那刚刚兴起的为国效力的雄心不觉又渐渐淡下去了。

　　连身居宰辅之位的老友史可法都被排挤出了金陵，那么他这一介书生，又能做什么呢？

　　为了拉拢人才，以壮门面，马士英、阮大铖他们也在到处搜罗有名望的人士，以优厚的待遇来拉拢他们。曹家驹在《说梦》中讽刺当时的现状为“一时趋功名者，人人自以为王茂弘、祖士雅”。夏允彝这个前朝进士，崇祯皇帝御笔亲封的人才自然也在他们计划之内。夏允彝以“大卓异”的才能被他们任命为考功主事，“屡为好辞招之”，一时间，似乎立功报国的愿望又可以立刻实现了。但夏允彝面对这炫人的名声却显得非常地冷静。他在思考，是否应该去金陵，和那些当道的奸人为伍？凭自己的一点力量，能做到“清君侧”，做到使上下一心，恢复中原吗？能说服那令人失望的弘光帝吗？这几乎等同于用鸡蛋碰石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连史可法史大人都被排挤出了金陵，更何况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腔热血的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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