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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全文写完后,曾国藩通篇再读一遍,读着读着竟大感失望了。这篇写成的文字,与他盘腿坐在床上所想的那篇檄文,相差太远了。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行文上,都比骆宾王的《讨武氏檄》大为逊色。“超过”云云,从何谈起!既缺乏“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的气势,又没有“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悲愤,更没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那样震烁千古的结尾警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几遍,一直到鸡叫,仍不能满意。他无可奈何地叹道:“看来这檄文,已让骆宾王登峰造极了,后人竟无可超过。”说罢又摇摇头,不服气地想:世上哪有不能超过的事!昌黎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莫非我的气势不如骆宾王?骆宾王不过一文人,自己堂堂三军统帅,反不如他!曾国藩百思不解,直到远远近近的鸡一齐叫起来,天已蒙蒙发亮,他才疲倦地放下笔,动手前的那股激奋情绪已消失大半了。

  檄文写好后,曾国藩命大量誊抄,四处张贴,务使闹市僻壤,人人皆知。办好这件事后,曾国藩又开始考虑另一件大事。

  水陆两支人马,加上夫役在内近二万人,一旦开出衡州,全力以赴的事,必将是行军打仗。曾国藩想,自己的主要精力也将要摆在克敌制胜方面,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朝中内阁那样的机构,处理诸如发放文书、调配粮草银钱、采买军需给养等日常事务。这个机构以供应粮草为主,曾国藩给他取名为粮台。粮台下设八个所。文案所负责处理上下左右往来文书;内银钱所负责调配安排湘勇内部水陆各营的银钱;外银钱所负责收发朝廷及各省各地拨、援、捐等银钱;军械所负责采买随军所用的各种器械,如军服、帐篷、马匹等;火器所专门负责采买以大炮为主的各种火器;侦探所负责情报侦探、军报传递;发审所负责处理勇丁内部及勇丁与百姓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案件;采编所专门采集编辑湘勇官兵忠义孝悌的材料上奏朝廷,以便奖掖忠良,激励士气;粮台委托黄冕、郭昆焘为总管;同时,还在衡州设一捐局,接纳各地绅商的捐助,此事便委托给内兄欧阳秉铨。

  不久,衡州、湘潭两处船厂禀报,已建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又建造一艘特大的船,名为拖罟,以五六只船拖着前进,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同时还改造民船数十号,雇民船二百余号,以载辎重。到了咸丰四年正月底,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周密的安排下,都大体就绪,曾国藩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时,朝廷又下达一道紧急命令,令曾国藩沿湘江北下,兼程赴援武汉。曾国藩决定正月二十八日由衡州启程。

  二十七日下午,曾国藩想起明天一早就要誓师北进了,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焚香盘坐在床上,闭目凝神,半个钟点后,心绪渐渐安静。于是他请罗泽南过来品茗对弈。罗泽南前些日子又恢复了一营营官之职。经过那次挫折后,罗泽南变得更加老练深重了。金松龄的营官一缺,则由曾国葆代理。在平时的相处中,曾国藩对罗泽南,与任何人都不同,总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态度对待。空闲时间,二人常在一起谈些学问上的事。在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方面,曾国藩常自愧不如罗泽南。

  曾国藩与罗南泽一局未终,亲兵进来禀报:门外有个年轻的读书人来访。曾国藩一向谦卑抑己接待来访音,尤其是读书人。他吩咐收起棋盘,传令立即接见。

  那人进得门来,在曾国藩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礼,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绍:“晚生王闿运拜见部堂大人。”

  “足下便是王闿运?”曾国藩将王闿运细细地打量一番。见他相当年轻,约在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宽长脸,两只眼睛乌亮照人,身穿灰色粗布棉袍,头戴黑布单帽,脚着宽头厚底单梁布鞋。虽穿着朴素,却神采奕奕,曾国藩心中喜欢,亲热地对王闿运说:“久仰,久仰,不必拘礼,请坐。”

  曾国藩“久仰”二字,并非寻常文人见面的客套话,他的确早就听说过王闿运其人了。那是王世全对他讲的:一日,一个要饭的老花子,持着“欠食饮泉,白水焉能度日”的上联,来到东洲书院求对,一时难倒了书院那些饱学之士。后来,一年轻士子以“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的下联对上了,才免去东洲书院之羞。此人便是王闿运。曾国藩欣赏王闿运的聪明。现在,这个聪明的士子自己来了,他自然高兴。

  王闿运大大方方地坐下后,曾国藩问:“听足下口音,好像是湘潭一带的人。”

  王闿运说:“晚生是湘潭云湖桥人。去年来东洲书院求学。昨日在渡口拜读《讨粤匪檄》,知明公即日将挥师北上,荡平巨寇,解民倒悬,故不惮人微位卑,特来明公处祝贺。”

  曾国藩见王闿运口齿清爽,谈吐不俗,心想此人果然有些才学,微笑着说:“半年来,湘勇在衡州,多蒙各界父老乡亲支助,现已初具规模。洪杨又转而进犯湖北,践踏湖南。国藩奉朝廷之命,近日即要出师,灭凶逆而卫家乡,还烦足下代为转达鄙人对衡州父老的感激之情。”

  王闿运忙站起,作了一揖,说:“明公在衡州训练士卒,奖帅三军,一扫衡州官场疲玩之积习,振作蒸湘士农工商之精神,功在衡清,有口皆碑,尤为我东洲三百学子所倾心景仰。”

  “足下过奖了。”

  王闿运重新坐下,说:“晚生昨日诵读《讨粤匪檄》,此文笔力雄肆,鼓舞人心,其作用当不亚于一支千人劲旅。但愿东南半壁,凭此一纸檄文而定。”

  “倘能真如足下所言,则实为国家之福,万民之幸。”

  “《讨粤匪檄》好则好矣,然此中有一大失误。不知此文出自明公幕中何人之手,明公可曾注意否?”

  曾国藩心里吃了一惊,坐在一旁的罗泽南等人也感到意外。曾国藩素知“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何况眼前这位年轻人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决不能以世俗观念看待他,他既然敢于进赵家祠堂来当面指出檄文的失误,必然有一番深研。曾国藩不露声色,摸着胡须,和颜悦色地对王闿运说:“《讨粤匪檄》仓促写成,必定多有不妥之处,望足下坦率指出。”

  王闿运侃侃而谈:“大军出师,颁发讨伐檄文,以振人心而作士气,向来为统帅所重。故当年汤王伐桀,有《汤誓》传世;武王伐纣,在孟津作《泰誓》,在牧野作《牧誓》。征讨有罪,恭行天罚。徐敬业起兵伐武曌,骆宾王为其作《讨武氏檄》,千古传诵,遂为一代名文。明公出师衡州,此事将永载史册,为当今天下第一等大事。《讨粤匪檄》一文配合此次出师,自张贴之日起,便已传遍衡州城内城外千家万户,日后也定当如《讨武氏檄》一样流传下去。但可惜的是,此文回避了洪杨叛逆的主要意图。明公一定读过长毛的《奉天讨胡檄》。”

  曾国藩想起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天夜里,罗大纲要他抄的那份告示,于是点了点头。

  “不怕明公怪罪,恕晚生直言,洪杨的《奉天讨胡檄》虽然胆大妄为,罪不可赦,但就文论文,在蛊惑人心、欺蒙世人这点上,却有它的独到之处。文章开头几句就极富煽动性,其中如‘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是以不时智谋之士、英杰之俦,无不瞻云就日,望风影从。诚深明去逆效顺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绩也’等也能打动那些急功近利之辈。洪杨叛逆用来煽动人心的正是所谓‘用夏变夷’‘誓扫胡尘’,此中祸心,恶毒至极,厉害至极。窃以为《讨粤匪檄》正要从此等地方驳斥起。然则遗憾的是,檄文绕过了它,使人读后,觉得明公的军队不是勤王之师,倒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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