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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十九、吴氏灭族

　　据守湖南的吴军像大海退潮一样，退到云贵去了，蜷缩在陕西兴安、汉中及四川一隅的叛军也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势如狂潮的清军扫荡干净。现在，清军攻击的目标，很自然便转向了云、贵，对三桂的继承人——吴世璠的政权来说，其存亡仅在指顾之间。然而，世璠和他的辅政将吏并不甘心束手就擒，他们还要战斗下去。一场争夺与坚守云贵的最后决战即将展开。当清军分别在湖南、四川、广西等省胜利进军时，圣祖就决策进兵云贵，并着手进行军事部署。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将军赵良栋奏请以湖广、广西、四川满汉大军分三路进取云贵，约期八月底，诸路齐进，直捣云南。圣祖接受建议，立即按此选将命官，调遣军队。

　　夺取云贵，是清朝平叛的最后的也是关键的一战，朝廷已估计到必然会遭到世璠集团的拼命抵抗，如仍依靠皇室贵胄统帅军队，很难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鉴于以往一些将帅征战不利，还有的统帅如贝勒尚善、莽依图已先后病故于军中。这样，为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对原将帅进行调整，慎重选用新的统帅。因此圣祖下令，将安亲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尔锦、康亲王杰书、察尼等王贝勒都解任，调回北京。他们曾分任湖广、荆州、浙江、陕西等方面军的统帅，多以征战不利，屡遭圣祖痛斥。回京后，勒尔锦、察尼及已故的尚善等王贝勒及其有关的一批将领都受到了严厉处分。【《平定三逆方略》，卷55，1~4页。】

　　圣祖把这些人撤下来以后，马上选拔新的将领，担任三路大军的统帅，他们是：

　　第一路即中路，统帅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他是饶余亲王阿巴泰之孙、博和托之子。顺治八年（1651年）封镇国公，同年晋封固山贝子。九年，袭父爵，仍为贝子。吴三桂叛后，随大将军贝勒尚善，参赞军务，以敢战善计谋屡立战功。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圣祖命安亲王岳乐解印回京，即以章泰接替岳乐，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八旗通志·章泰传》（初集）卷138，3653~3654页。】。将岳乐撤下后，由他接任这一职务。其次是湖广总督蔡毓荣，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被任命为“绥远将军”，总辖常德、武冈等处所有各省调拨官兵及湖广全省绿旗兵马。总督董卫国、周有德、提督桑额、赵赖、周卜世，俱听其节制。湖南现有文武官员听其遴选，携赴军前调用。有功者，可“具疏奏闻”，论功行赏；如有临阵退缩、运粮违误者，副将、知府以下各官“即以军法从事”，副将以上各官，“可指名飞章参劾”【《平定三逆方略》，卷49，1~2页。】。此路大军都到湖南沅州集结，由镇远一路取贵州。总计兵数，“每佐领二十人有奇”，再加上蔡毓荣及董卫国等总督及提督所部，兵数“甚多”【《平定三逆方略》，卷51，11~12页。】。

　　第二路统帅为赖塔，他是太祖时额驸康果礼第四子。三桂叛时，他以都统被授为“平南将军”，先至浙江平叛，后至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驻防，屡次立下战功，为圣祖所赏识，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授为“征南大将军”，统领广西满汉大军及选取驻广州清军精锐、原属平南王藩下的部分官兵，由广西南宁出师，速取云南。【《平定三逆方略》，卷54，5~6页，参见《八旗通志·赖塔传》，卷152，3870~3871页。】

　　第三路统帅为“勇略将军”赵良栋。他以“勇略茂著，操行廉洁”，深得圣祖的欢心，于康熙十九年正月末，授予云贵总督仍兼将军，统领四川与陕西满汉及绿旗兵，由四川分两路进兵，先取遵义，后进贵州。【《平定三逆方略》，卷52，12页，卷53，2页。】

　　每路兵力多少，三路大军总兵力有多少，圣祖在调兵时必有明确的指示，但官书如《清实录》、《平定三逆方略》等均不载。迟至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圣祖在对议政大臣的谈话中，忆及往事，才透露出当年的用兵数，据他说，“征讨云南时，满汉官兵合计40余万”【《清圣祖实录》，卷287，2页。】！估计当时清朝在全国的兵力近百万。据顺治年间官方统计，绿旗兵已达60余万，如加上八旗兵，当不少于百万。圣祖动员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兵力倾注于云南一隅之地，其意必欲踏平世璠固守下的昆明！在这40余万的清军中，当然还应包括为战争服务的军役人员，如转运粮饷及其他辅助性的非战斗人员。不管怎么说，圣祖动用如此之多的兵力，实为可观。

　　在此之前，各个战场上的清军总数远不止40万。因为在部署进攻云贵时，圣祖已裁撤了部分满洲兵，把大部分蒙古兵、乌拉（吉林）、宁古塔兵都撤回去了。康熙十八年六月；一次就决定驻防常德的蒙古兵400余人、在澧州的2300余人、松滋、宜都两处共500人、荆州的2000余人，驻岳州的600人一并撤还。再有，驻全州、永州的蒙古兵1700余人亦撤还。在新宁等处还有乌拉、宁古塔兵1200余人，待破除新宁叛军后即行撤还。【《平定三逆方略》，卷45，13~14页。】生活在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蒙古兵、乌拉与宁古塔兵不耐南方湿热的气候，把他们长久地留在南方，是不适宜的，而且云贵山多峻岭，沟谷纵横，专事骑射的蒙古和宁古塔兵无法发挥其长技。所以，在对云贵的战斗中，他们的作用就显得不足了。这次进征云贵，圣祖主要征调了很有战斗力的绿旗兵即汉人的部队，其次是汉军旗的汉兵也较之满洲八旗兵能战斗。这一点，已在同三桂、王辅臣及耿精忠等叛军的一系列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圣祖考虑到云贵山地多的地理特点，特指示行军作战皆由“绿营步兵居前，满骑继后”。他启用汉官蔡毓荣征云贵，由他“节制汉兵先进”。【《圣武记》，卷2，70页。】这就是圣祖说的，汉人的叛乱，由汉人平息。

　　吴世璠在云贵的兵力，史书没有记载，从各种情况分析，估计地的总兵力约十万人左右。云南是吴氏政权的根本。其兵力要多于贵州。由于历年征战，加之最后的大溃败，逃走、伤亡的，还有被招抚招降的，为数不少，使他的兵员损失相当严重。从湖南撤回去的兵员寥寥，而一直驻守云南的军队，不断被增调到前线，不足之数，由当地壮丁补充。还在康熙十四年时，留守云南的郭壮图以兵员紧张，不得不“括庄民为兵”【《庭闻录》，卷5，7页。】。到全线溃退时，守云南的兵力进一步减少。圣祖以四十余万之众对吴世璠之寡兵，真是以石击卵，岂能不破世璠的最后顽抗！

　　经过充分准备，并制定了取云贵的基本战略后，康熙十九年九月二日，圣祖下达指令，“各路大军，如期进剿”。湖南一路的统帅大将军章泰提出报告，他所属部队已完成在沅州的集结，决定由蔡毓荣等统帅绿旗兵，分兵三路，将于九月十二日从沅州发兵；他本人将率满汉兵于十八日随后启行，共取贵州。【《平定三逆方略》，卷52，1页。】圣祖批准了他的进兵计划，同时通知广西、四川各将军、总督等出征将官，“俱令如期速行剿贼”。

　　正当清军“士奋马腾”，即将出师时，突然，从四川又传来发生叛乱的消息。原来，郭壮图等得知清军即将进剿云贵，便挟世璠进屯贵州，以拒清朝大军，并选派胡国柱、马宝、王会、高启隆、夏国相等为将，突袭四川，目的是牵制清军，分散其兵力，使之不得进云贵。四川清军不及备，连失泸州、叙州、永宁、建昌、仁怀等地。已降清的叛将谭洪、彭时亨等乘机再次叛变，夔州府百姓也随之而叛，谭洪一时得逞，率众至巫山，据守万县。

　　四川形势出现反复，使朝廷感到吃惊。它最担心的是，四川的叛军如跟贵阳的吴军“合势”，一旦“猖獗”难制，势必延缓清军向云贵的总进攻。圣祖对此不敢忽视，除了敕令四川官兵进征，还忙从进攻云贵的大军中调出部分满汉军扑灭叛乱。他派徐治都等将官会同将军噶尔汉等部“速赴夔州”，执行“剿贼”任务，【《平定三逆方略》，卷54，4~5页。】另遣将军王进宝等往镇“要地”保宁地区，兼守汉中诸处。【《平定三逆方略》，卷54，8页。】圣祖初以为谭洪等“小丑”成不了什么气候，“不日歼灭”，【《平定三逆方略》，卷54，5页。】但实际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谭洪、彭时亨在攻占永宁诸处之后，又陷涪州，两军合而为一，已进至保宁附近地区，切断四川饷道。圣祖忙遣派陕西总督哈占速赴保宁。哈占以兵不足，再请援兵。圣祖迅即指令护军统领佟佳等“速往应援”，甘肃巡抚、提督各臣分兵固守略阳（陕西略阳）、阳平各处。四川叛乱如此“猖獗”，圣祖痛斥守川诸将“畏怯瞻顾，不竭力剿御所致”【《平定三逆方略》，卷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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