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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从政治上来看，圣祖采取的几个实际步骤，也是相当有力的。他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这是对他原定三藩同撤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和修正。撤藩前，圣祖没有预料到将会出现什么麻烦，更没有想到会激起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反抗。他所说的“撤亦反，不撤亦反”，是事后的遮掩遁词，并非事先想到的。在处理三藩问题上，圣祖确实失之于轻率。如果真像他所说的撤藩“必反”，为何没有预先设防？却只派了几个钦差去办理，以为一切顺利，高枕无忧。事实已经证明，他采取的三藩同撤是一大失误。三桂叛变，固然有他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圣祖估计不足，政策不当，才使矛盾激化，迅速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对抗。

　　因此，圣祖的这一政策，不仅激起三桂的反抗，而且由三桂带头倡乱，又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毫无疑问，发生这场大动乱，圣祖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值得赞许的是，圣祖能在事变面前，很快认识到区别对待的必要性，因而迅速地改变三藩同撤的政策，紧急下令，尚、耿两藩停撤，诏削三桂王爵，发布通告，声讨其叛乱。这一结果，不过是实施了撤藩前大部分大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的政策。那时，他们同意尚、耿两藩搬移，主张三桂留镇，怕的是他闹事。此刻，作了个颠倒，让尚、耿留下，只撤吴藩，削去其爵位，把他置于朝廷的叛逆的地位。圣祖这样做，目的是稳住和安抚尚、耿两藩，孤立三桂。由于三桂叛变的教训，使圣祖不敢把尚、耿推向三桂一边，不得不区别去留，分化三藩的势力。从平叛的需要出发，留下他们镇守地方，实为必要。否则，二藩一撤，福建、广东一时无人防守，岂不是丢给了三桂！

　　圣祖对广西将军孙延龄的政策，也体现了他孤立三桂的意图。当三藩请求撤藩时，也波及到是否要撤孙延龄。他原是定南王孔有德属下一个无名小卒，后被有德赏识，不断提拔，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孔四贞嫁给了他。他如登龙门，今非昔比了！有德死后，朝廷为追念其功绩，特令延龄为“广西将军”，“掌管王旗”，驻桂林。他出身卑微，才望“庸劣”，为朝野所轻视，平时，他擅自杀人犯法，已被都统王永年揭发。现趁三藩并撤时，朝廷内外诸臣，开始攻击他，要求撤他。广东道御史鞠珣，首先“开炮”，参劾孙延龄。奏文一开头，就说他原是一个“标员”，“年齿素轻，位权未重”，只因他配定南王之女，才执掌该王所属军队。接着，说他“终属外姓，论名分”，他无承袭勋爵之理；论军心，“多有未肯帖服之情”。

　　鞠珣又引述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的奏疏中揭发孙的许多不法事。他要求将孔四贞跟孙延龄“撤回京师”，孔有德所部官兵，或归并正黄旗，或分隶八旗，另派将军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2，20页。】孙延龄本不足道，朝廷并不担心他会生事，因此并不想急于把他撤下来，而是派官调查后“再议”。经查证，犯罪属实，将他罢职。三桂一叛乱，圣祖便改变了主意，特授他“抚蛮将军”之职，令其固守广西。【《平定三逆方略》，卷1，18页。】圣祖由轻视一变而为重视，其意仍是孤立三桂。况且孙延龄毕竟是定南王孔有德的旧人，并有孔四贞佐助，只有用他为将，统率孔有德旧部，可保无乱。笼络住孙延龄，亦能稳住军心。从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这个主要敌人的战略考虑，圣祖的这一政策是可取的。

　　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吴三桂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毫不妥协、坚决镇压的立场。其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他把吴三桂视为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圣祖发布的讨吴三桂谕旨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不久又相继发生了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等人的叛变，他仍然坚持把三桂作为主要的对手和打击目标。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吴三桂的。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在平叛初期，圣祖和谋臣们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总以为三桂一人造反，翻不了大局，平息不难。尽管他曾在几个战略要地部署兵力，不过是预防性的，不曾料到平息三桂叛乱如后来所遇到的困难，也不曾想到平叛时间如此之长。正是基于这个思想，他根本就不想和三桂和解。不久，叛乱几乎蔓延到全国，他才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度被迫向三桂作出和解的姿态。前后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圣祖此时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

　　一场关系清朝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正在展开，谁胜谁负，一时还难以预料，人们正拭目以待。

　　七、自号“周王”

　　圣祖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还不可能马上奏效。而吴三桂发动的叛乱正在迅速扩大，自南向北蔓延。

　　三桂进军的第一个目标是贵州，当地军政官员几乎全部投向了吴军。吴三桂把胡国柱留镇云南，自率诸将取贵州，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驰至贵阳。马宝已前驱入城，贵州提督李本琛迎降。李本是甘肃西宁人，原明总兵官高杰的外甥。他最初是总督洪承畴的部下，官至游击。明亡后，弘光政权大学士史可法推荐他为总兵，隶属高杰。后来，高杰被李定国杀害，任命他为提督，统其部属。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南征，本琛率所部十余万降清，以原官随大军渡江。平定江南后，他回到北京，隶汉军正黄旗。

　　顺治十年，他随同洪承畴再次南下，协助承畴经略五省。十二年，加右都督，充任左标提督总兵官。十四年，随承畴取贵州。十六年，经承畴推崇，授贵州提督，特加太子太保衔，以表彰和奖励他立下的军功。吴三桂任云贵总管后，两人关系密切起来。当三桂辞总管时，他上疏陈述三桂功绩，请求朝廷继续留任他。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逆臣传·李本琛传》，卷1，38~40页。】

　　李本琛是贵州的军事长官，他投向三桂，清朝在贵州的军事即告瓦解。三桂一到贵阳，就授他为“贵州总管大将军”之职。本琛欣然受命。

　　在李本琛之后，投降三桂的还有贵州巡抚曹申吉。这里，需略作交代。他是山东省安丘人。他既不是靠降清得仕，也不是以军功升职。他是在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后，始步入仕宦之途。先授庶吉士，再改授内翰林院国史院编修，充任日讲官。此后，又历外任多职，至康熙六年提升为礼部侍郎，九月调任吏部右侍郎，次年，授以显职贵州巡抚。他的简历表明，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而且进展很快。他与明朝并无政治关系，跟农民起义军也无丝毫瓜葛，他所得到的一切荣誉和地位，都是清朝给的。谁料三桂到了贵阳后，他也乖乖投靠了三桂！仍以原官出任贵州巡抚。【《逆臣传·曹申吉传》，卷2，6~7页。】

　　辽东人王永清，以黔西镇总兵官叛清“从逆”。圣祖说他“身膺重任，甘心从贼”。【《逆臣传·王永清传》，卷2，5页。】

　　吴三桂兵进贵阳，兵不血刃，传檄而得贵州全境。该省曾由三桂总管，心腹遍布各处，后来三桂辞总管任，该省在实际上仍是三桂的势力范围，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他的讨清檄文最先到达这里，他的心腹即起兵响应。

　　康熙十三年（1674年）伊始，三桂正式称“周王”，废弃康熙年号，称周王元年，改元“利用”，同时废康熙制钱，自铸货币，名曰“利用通宝”【蒋良骐：《东华录》，卷10，15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云南备征志》，卷17，18页。关于三桂年号，《华夷变态》，卷2，81页，内载其檄文，书“年号周启”，而蒋氏则记“昭武”。除此，他书皆不见载。考诸书所记，其年号“昭武”，实为三桂称帝衡州时所改，疑蒋氏误将此年号认作三桂起兵自号周王时所立。历代筹钱多以皇帝年号而名之，如“洪武通宝”，“康熙通宝”之类。三桂称帝改年号“昭武”即铸钱“昭武通宝”，其孙即位，改元洪化，即铸“洪化通宝”，此二枚钱已传世至今。依此而论，“通宝”与年号相一致，故知三桂初称周王，其年号当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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