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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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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得到消息,没有轻敌,决定亲自率部平叛。九月二十一日,他从昆明出发,直奔石屏(云南石屏)。那嵩遣朱养恩屯兵老武山,为其外援,又设伏大竹箐,以待吴兵。石屏土官龙世荣知道那嵩之计,便引导吴三桂绕行别道,至伏兵之后。十月九日,三桂至沅江,兵锋甚盛,朱养恩不敢救援。那嵩乘夜,出兵劫吴营,被击退,三桂下令掘壕,立木城围困沅江,又造浮桥,遏其水路。直至十一月初四日,沅江仍没有攻下。三桂向城内射去一封信,劝诱兵民活抓那嵩投降,否则,城破之日,将全城人都杀死。 那嵩也向城外射来一封信,罗列三桂入关以来罪状,而且还署其旧职衔,称“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拆”,三桂读后,大怒,挥军急攻,十一月六日,将城攻破。吴兵争先进城,那嵩从北门驰回家中,与妻妾登楼举火自焚,其子那焘、女婿等至亲都各回自己的住室自焚,许名臣、许世勋等自杀,高应凤、孙应斗、周长统、马秉忠四人被俘。【《庭闻录》,卷3。《清世祖实录》,卷130,11页载:高应凤等被歼于阵中。】吴兵进城,大肆屠杀,不少百姓死于非命,据载:“屠其众十余万”。【《明季南略》,卷15,481页。】 三桂平定了沅州之乱,局势很快安定下来,率部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还军,回到昆明。 顺治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当三桂正激战于沅江时,世祖下达命令,授三桂全权治理云南。他指示吏、兵二部说:当云南“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该藩(指三桂)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衙门不得掣肘,庶责任既专,事权归一,文武同心,共图励策,事无遗误,地方早享升平,称朕戡乱柔远至意。俟数年后,该省大定,仍照旧令各官管理。其应行事宜,尔等即行议奏。”【《清世祖实录》,卷129,9~10页。】 吏兵两部举行会议,根据世祖指示,做出如下决定:“云南省凡应行事宜,听该藩遵奉上谕举行,各衙门应遵旨,不得掣肘。至于云南通省文武大小官员,悉听该藩酌举人地相宜者补授候题,请到该部之日,议复实授。如无应补之人,该藩题明前来,臣二部即行另补可也。理合会复,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十一月初一日,世祖批准了吏兵两部的决定。【《明季南略》,卷15,482页。】 世祖和吏兵两部把云南的人事权、民政、军事、钱粮及一切事务,包括对地方的兴利除弊,实施各项措施等所有权利都授给三桂掌管,由他直接请示世祖批准。地方官员,从总督、巡抚到各政府部门都不得干预。吏兵部甚至把任免官吏权也交给三桂,凡他提名的,吏兵部不过履行任免手续罢了。这样,三桂集军民政财文大权于一身,成了凌驾于地方官之上的“太上皇”,实为世祖钦定的代理人。 世祖对云南和对三桂实行了特殊的政策,除此,在任何他省都无此规定。世祖说得很清楚,这是由于云南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政策。因为云南为“远徼重地”,又是“初定”,局势还不稳定,不得不由军事上一强有力的人物掌管一切,“事权归一”,以便应付紧急情况的出现。责成三桂掌管一切,实则是对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同时世祖也明确说明,此系暂行办法,不是永久不变,等数年后,云南形势“大定”,各职权仍归各官负责。然而,世祖和其廷臣的这一良好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竟走向了反面,为三桂培植个人势力和威望创造了条件,给国家酿成了一大隐患。 世祖把云南的一切大权授给了三桂,其他统帅也陆续调离云南。多尼于十二月奉命回京,预定十七年五月到京。【《清世祖实录》,卷135,16页。】征南将军赵布泰于次年二月率部班师【《清世祖实录》,卷132,3页。】,线国安也在此之前调回广西。【《清世祖实录》,卷130,4页。】经略云贵的总督洪承畴也在云贵基本平定后,因目疾发作,不能正常理事。他的右眼久已失明,左眼已“昏聩”,行路须人扶持,“文字不能看见”。他自感身体衰朽,“精力已竭”,不能经理粮饷各事,上奏再三恳请解除职务,休养治病。【《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9页“经略洪承畴揭帖”。】世祖予以批准,要他回北京“调理”。【《清世祖实录》,卷129,10页。】 承畴与三桂早在关外降清前,已结成世交,三桂以晚辈待承畴,十分敬重,关系很深。降清后,他们继续保持密切关系,而此次又同征云贵,承畴总经略其事,无处不关照他,自无疑问。及战后,承畴又提出以一王镇守云南,仿元、明两朝成例,世守此地。他明里暗里举荐三桂,为他谋得永固的地盘。所以,三桂得以留镇云南、与承畴的支持确有一定关系。承畴行前,三桂同他密商今后大计,问以“自固之策”。承畴神秘而坚定地说:“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三桂顿时领悟,立即“顿首受教”【《庭闻录》,卷3。】。承畴的谋略,就是要让云南不安定,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朝廷就不会收回给予三桂的一切权力,使三桂的地位日益巩固。承畴于顺治十七年正月二十日自贵阳动身,于三月初三日抵长沙,【《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99~100页,“经略洪承畴揭帖”。】从此,他们天各一方,三桂也独立经营云贵了。 三桂留镇云南,是他生活的又一个转折点,也是他的政治生涯的新起点。直到他去世前,他在云南近二十年,终于酿成了清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壮观的活剧! 八、请兵进缅 永历君臣自云南腾越州逃跑,于顺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囊木河,进至中缅边界,离缅甸只有十里。缅人派兵守关,防守边界。黔国公沐天波先入关晓谕。沐氏世代守云南,云贵各土司,远至缅甸,无人不知,无人不敬重。缅人一见天波至,都下马罗拜。待天波说明事情经过,缅方同意永历入境。但他们提出条件,“必尽释甲杖,始许入关”。永历只好同意,他的卫士们和中官及随从人员,凡有武器弓、刀、盔甲、器械都从身上解下,丢至关前,多如“山积”。永历和从员被彻底解除了武装,才被接纳入关,赤手空拳地进入缅境。【[明]刘茞:《狩缅纪事》,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二月二十九日,永历和他的随从人员到达蛮莫,缅方当地官员思线前来迎接,礼仪周到,谦恭友好。他们由蛮莫继续前行,至大金沙江时,已是三月初二日,缅甸国王仅派4条船迎接。因为船太少,永历选取从官646人,命他们各自买船,走小河,其余900余人,马940余匹,由陆路前进。永历离腾越时,还有将吏士卒4000余人,但在撤退的途中,纷纷逃跑,有些人病死,现只剩下这1500余人了。三月十八日,永历乘舟至井梗(又写作井亘)暂驻。缅甸国王大起疑心:“此等非避乱,乃是阴图我国耳!”发兵袭击,明将吏伤亡不少,其余被缅人强逼分到各寨住户人家,供其主人役使。这些享尽福禄的权贵们受不了污辱,气愤填胸,像内使江国泰、总兵姜承德、通政司朱蕴金等人都自缢死于树上。活着的人,资财都被劫夺,穷困无归,在江上漂泊,被暹罗(泰国)人发现,愿招他们去暹罗。以明宗室岷王之子为首的80余人,便投到暹罗去了。【以上见《狩缅纪事》,8~9页、《也是录》,211页;参见《永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卷19,29页、《云南备征志·故实》,卷19,2页。】 迟至五月四日,缅甸国王才派官员并备两只“龙舟”,吹打鼓乐,前来井梗迎接永历。次日动身,八日到达赭。缅方把永历和他的所有随从人员都安置在这里,建草房十大间,外面“编竹为城”,作为永历的宫垣。其他将吏“自备竹木”建房,为其栖身之所。每天派百余名士卒“更番护守”。【《狩缅纪事》,10页;参见《明史·诸王传》,卷120,8151页。】 永历和他的随员在赭过起了流亡生活。开始,缅方还供应食物,没过多久,供应日渐减少,因而度日十分艰难。永历又患了腿疮,“旦夕呻吟”,焦思万虑,愁肠百转,一筹莫展。【邓凯:《求野录》,212页。】然而,随从文武诸臣多“日以酣歌,纵博为乐”。缅民前来贸易,文武官短衣跣足,混在缅甸的妇女中间,“席地坐谈”,“呼卢纵酒”,毫无顾忌,大失体统,不以为耻。永历派各官每夜轮流巡更,他们便各找知己伙聚,“张灯高饮,彻夜歌号”。中秋之夕,大学士马吉翔、司礼监李国泰到王维恭处饮酒,命带来的艺人唱戏。此艺人很明事理,不禁涕泣,说:“皇上近在咫尺,王体违和,此何等时候,还欲行乐,我虽是小人,不敢从命。”王维恭大怒,拿起竹杖拷打这位艺人。哭喊声惊动了永历,传旨禁止,王维恭才不敢行凶。又有蒲缨与太监杨国明开场赌博,永历十分生气,命卫士捣毁赌场,但他的旨意谁也不执行,“争赌如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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