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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原来,农民军以相当的规模进攻河南怀庆地区,是李自成组织的一次反攻尝试。从时间上说,李自成此举为时稍晚。还在他撤到山西时,河南、山东原明降官和地方士绅纷纷举兵反正,截杀农民军。李岩曾主动请兵两万赴河南,重新组织力量,镇压原明降官和地方士绅的叛乱。河南是李岩的家乡,他在这里颇有影响,如果他真能成行,很有可能稳定那里的局势。这在当时未尝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建议。李自成不但没予理睬,反而对他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竟设谋在布下伏兵的宴会上把李岩给杀了。【《平寇志》,卷13,203页。】目前,学术界关于李岩是否实有其人尚存争论。笔者以为,否认李岩一说,证据尚嫌不足,难以信服。李岩一死,刘宗敏、宋献策等人愤愤不平,引起起义军内部文武不和,士气更加低落。李自成退到山西,未作停留,也没有进行必要的防御,就匆匆奔陕西,返回到西安驻扎下来。

  李自成自山海关败退,直至固关为止,虽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其实力还相当雄厚,占地广阔,管辖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湖北、河南部分地区,还有数十万军队。凭借这些实力,是可以同清军抗衡下去的。李自成回西安后,重新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反攻。现今保存的少量档案,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据清大同总兵姜瓖获得大顺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晓谕事”,内称:“今报长安(西安)二府田(即田见秀)、绥德、汉中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黄)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30万;权将军刘(宗敏)统兵10万过河,从平阳(山西平阳)北上。”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350万,七月十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复剿宁武(山西宁武)、代州(山西代县)、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关),剿除辽左(即辽东、今辽宁省境),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清将从这个行牌所载内容,已看出李自成“妄图复逞”。

  上述这份档案,的确反映了李自成已做了反攻的部署。为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尽量夸大。清朝也认为是“虚声恐喝”,却不敢掉以轻心,疾呼:“严加防守,力为进剿,固不可一日缓也。”【以上见《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73页。】

  李自成虽然做了新的部署,并没有实现。在失去了山西后,他仅在怀庆地区展开了局部反攻。一度得势,但当多铎率大军抵怀庆后,农民军不足抵御,就撤退了。多铎率清军从孟津(河南孟津)渡黄河,经陕州(河南陕县),直驱潼关二十里外驻扎。

  当李自成得知清军南北两路夹击的消息时,已感到自己腹背受敌,陷入被动局面。原先的部署被打乱,他便与刘宗敏率部出西安,北行至洛川县,稍事停留,他在对清军的两路进攻作出估计。这时,吴三桂与阿济格军进展缓慢,短时间还不能来此,而潼关方面的形势却异常危急,这才决定赶往潼关增援。

  潼关战斗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打响,刘宗敏首战失利,延至次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几次进战,都被多铎部击败。这时,李自成得到北路清军已向西安推进的消息,被迫撤回主力,回师西安。守潼关的农民军将领马世耀被迫投降。清军于正月十三日,一举占领了潼关。【《清世祖实录》,卷14,1~2页。】这次战役是一次战略性的决战,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农民军再次遭到了失败。潼关一失守,西安失去屏障,已岌岌可危。

  多铎率部于十六日离潼关,仅两天,便于十八日抵达西安。而李自成自料西安不能守,已于十三日焚宫室撤出西安,出兰田口,奔商州而去。西安遂为清军占领。【《清世祖实录》,卷14,3页。】当多铎占领西安时,还没见吴三桂、阿济格部一个人影呢!连多铎也不知他们已到了什么地方。吴三桂同阿济格、尚可喜军的战略目标是,出大同,渡黄河,会同蒙古兵,取陕北的榆林、延安,击陕西农民军之背。在途经宣府、大同时,把这两城镇的降兵尽数随征,“搜刮无遗”,兵力已达八万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284页。】

  但是,他贻误了进军时间。本来,他先奉命出征,却落在了后出征的多铎后边。因为他擅自出边,“至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枉道索取驼马,复转入边,以致逗留”。在多铎先取西安时,阿济格与吴三桂部“未知尚在何处”。为此他受到多尔衮的严厉斥责。【《清世祖实录》,卷14,8页。】阿济格略定宣府(宣化)和大同,招降唐通后,本应传令边外蒙古兵前来会师,他率所部则挥师南下,迅速渡黄河,当不误进军时间。可他擅自出边,进入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游牧地,随意索取当地驼马,然后转而入边,这一往一返,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迟至年底,他才率师由山西保德州(今保德)结筏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大顺军正迅速瓦解。新任命的保德州总兵官、降将唐通招抚了河堡营、唐家会下营、黄甫川、清水营、木瓜园、孤山镇、永兴、神木、大柏油堡、柏油堡、葭州(佳县)等处农民军余部,皆归服清朝;【《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97页。】新任命的榆林总兵官、降将王大业,差人招抚了自响水至宁塞等十一营堡,“俱倾心迎降”。惟有榆林守将高一功,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坚拒相抗”,拒不投降。【《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69页。】榆林是陕西重镇,李自成令高一功镇守,企图阻止清军南下。这时,阿济格、吴三桂一时攻不下,眼看又误行期。“因西安事大”,他不敢滞留。十二月三十日,委派随同出征的大同总兵姜瓖为总督,率领唐通、王大业等降将继续围攻榆林,他自统大军南下。

  唐通等自绥德赴榆林附近的双山堡,给高一功写了一封信,向他约战。顺治二年正月十二日,派人送去。十四日,高一功被迫撤出榆林。当天晚上十时左右,唐通率部直抵城下,天亮时,进入榆林城。十六日,姜瓖、王大业也来到这里,安抚百姓。数日间,返回城的男女不下一两万人【《明清史料》丙编第5册,497页。】。安抚妥当,唐通奉命赴西安。

  阿济格、吴三桂离米脂,南下绥德,直趋延安。李自成侄儿李锦率部坚决抵御,与清军相持不下。正在这时,高一功率部撤到延安,同李锦汇合,坚守延安。清军采取分道进逼,农民军无法支撑。坚守了20天后,被迫突围而走。延安为清军占领。由于在榆林、延安受阻,也是阿济格延缓进军的一个客观原因。

  多尔衮斥责阿济格“逗留”缓进,对吴三桂却无损伤。因为阿济格是主帅,掌握一切战守之权。多尔衮也明白,他任命自己的长兄为帅,那些随征的汉官将自然听命于主帅。所以,朝廷只能批评阿济格,而不能涉及吴三桂等人。

  尽管阿济格所部误了进军时间,毕竟给西安的农民军造成了腹背之患,由于该路的清军日益临近,李自成感受到了两路夹击的沉重压力,在西安已无法立足,他被迫决定撤离西安。这就给多铎部迅速占领西安创造了条件。

  到二月间,多尔衮才接到阿济格发来的战报,据称:自入边,“八战皆捷”,攻下陕西州县4城、投降的38城,共获白银千两,马3290匹、460余只骆驼。【《清世祖实录》,卷14,14页。】

  攻下西安后,清朝统治集团欢呼“大业已成”,即令多铎迅速整装,照原定计划,向江南进军,对南明弘光政权展开总攻击。征剿农民军残部的任务交由阿济格完成,指令他“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清世祖实录》,卷14,8页。】

  阿济格自知已犯军律,奉诏后,不敢怠慢,会同吴三桂等,尾随李自成,紧紧追赶。三月追入河南,李自成拔营南下,奔向湖北,抵襄阳,进驻武昌。【《绥寇纪略》,卷9,45~46页。】此城本为新封不久的明将宁南侯左良玉的藩地,李自成来攻取时,他恰好率领本部人马离城,顺江东下,赴南京“清君侧”,讨伐福王的心腹大臣马士英。这场乱子是由辨识真伪太子引起来的。当自成入北京时,确实把太子俘获,后带往山海关,及至被吴、清联军击败后,太子的下落就无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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