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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与清在松山（辽宁锦县松山）决战，明军惨败，祖大寿率部献锦州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要受到牵连，但吴襄父子却是个例外，没受到任何责难。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崇祯下令将王朴处死，仅给三桂降级处分。【《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

　　这些事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祖、吴两族在辽西势力雄厚，盘根错节，朝廷不敢触动毫毛，惟恐惩治一人，将激成大乱，会逼使他们拱手把辽西送给清政权。了解内情的降清汉官石廷柱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清太宗实录》，卷56，23页。】连皇太极也说：“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明朝是不敢对祖氏集团轻举妄动的。【《清太宗实录》，卷60，6页。】

　　吴氏是继祖氏之后发展起来的大地主。就辽西而言，他们的富有恐怕任何官僚地主也望尘莫及。吴氏家究竟有多少财产，迄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详细材料。的确，当时没有留下记载，仅有吴襄、三桂父子在个别场合无意中透露的点滴情况，为我们估计吴家的财产提供了线索。

　　这是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三桂奉命携家西迁，在即将离开故土时，他给世祖皇帝写了一份奏疏，内中透露：在中后所原有他安设庄田十处，他不愿舍弃这些庄田，请求准许他留人丁看守。【《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平西王揭帖”。】

　　吴家十处庄田，究竟有多少土地？还是再看一份材料，就不难得出结论。

　　那是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崇祯皇帝召见吴襄谈话，询问兵数与粮饷之事。他告诉崇祯，他们老吴家有三千骁勇敢战的家丁，他们都是由吴襄的子弟、子弟的诸兄弟、亲属等组成的。吴襄自称：他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三千子弟兵吃的是细酒肥羊；他穿的是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兵都穿纨罗纻绮。虽说朝廷长久发不出饷，他们照旧生活得很好。吴襄透露出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三千子弟兵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他们得此厚赏，所以肯为吴家出死力。【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上，37~38页。原文中一处“皆有数百金庄田”，“金”字疑为“亩”之误。】

　　这支以吴氏父子、兄弟、亲属及其子弟、家丁组成的三千人的军事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吴家军，纯属吴氏家族的私人武装，他们依靠吴氏家族的势力，真是个个富有！明朝末年，灾荒不断，经年用兵，弄得国家穷困，民不聊生，而这些子弟兵的生活如同贵族，就是因为每人都有数百亩庄田，为他们生财与享受之源。他们的生活如此，吴氏家族的富有可想而知。如按一处庄田百亩推算，吴家的“十处庄田”，最多可达千亩以上。中后所一带，西至偏北，皆山地，中部为起伏平缓的丘陵，东南至海为平原。当时，“自山海关至宁远，山木阴翳。”【《奉天通志》，卷12，222页。】现在，绥中县至兴城已无森林景观。因此，可耕地并不很多。吴家占地达千亩左右，可以肯定，他是本地的首富。加上吴氏子弟与家丁占地，实际上，中后所远近的土地都属于吴家所有。吴氏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们的家丁则是中小地主。

　　吴氏是集官僚、军阀兼大地主三位于一体的辽西豪族。这个大家族的发迹与神奇般的发展，还靠其权势来巧取豪夺，才聚敛了惊人的财产与庞大的家业。

　　吴氏同辽东地区其他许多军阀地主一样，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服役的军士及其耕种的土地。

　　原来，早在明建国初期，就实行军屯制度，用驻防士兵就地屯田，不管是驻防内地，还是边疆，每个兵士都由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都要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负担与转运粮饷的困难。辽东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起，皆令屯田自食。【《明太祖实录》，卷233。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每一军士给地50亩，至永乐初年，全辽25卫，屯地已达25300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71600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244。】应该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

　　但是，好景不长。广大军士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各级将吏、地方大员任意占种和侵夺，屯田制遭到破坏，而夺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来。这些夺占者有镇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就连那些千户、百户等低级官吏和他们的子弟也敢于侵夺。到正统八年（1443年），实行屯田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明英宗实录》，卷103。】。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军士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边之首的辽东，戍边“军士多以罪谪戍”【《明太祖实录》，卷244。】。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全部没收。据正统十年（1445年）报告：辽东都司卫所官员“近年……多私役军余，将膏腴者耕种收利入己，硗薄者拨与屯军，有名无实”【《明英宗实录》，卷127。】。成化十三年（1477年），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种”【《明宪宗实录》，卷161。】。

　　明中叶以后，夺占军士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嘉靖八年（1529年）为例，这一年就连续揭发了镇守辽东的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明世宗实录》，卷101。】。按当地标准，1顷为100百亩，占地250余顷，合25000余亩；占地10余顷就是1000余亩。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在辽东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8390顷，屯粮是199840余石。【《明神宗实录》，卷122。】以辽东历年屯田最高额永乐初年的253000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1/3以上！

　　辽东屯种破坏的情况，大抵是在吴氏迁来辽东前后发生的。到万历末年，屯田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学士叶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间，辽东屯粮达70万石，而此时才17万石！他特别指明辽西地区“屯堡萧然，十室九空”【《明经世文编》，358页，“清理辽东屯田疏”。】。军屯民地，都被当地统治者收罗一空。天启时，当是吴家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的时期。天启五年，朝廷披露榆关即山海关外各镇将侵占屯田的情况：这些人把“各处膏腴瓜田弥望者，皆镇将霸为养廉，远而硗者始为军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明熹宗实录》，卷60。】。

　　这里所说山海关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宁远、锦州这一地区。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参奏，说明各镇将的不法行为，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况。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养廉”而加以霸占。所谓“养廉”，是指朝廷为照顾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禄之外，另拨些耕地，其收入或粮折卖成白银，均归入他们个人所有。这种办法，是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不再盘剥百姓，保持为官“清廉”。他们就以“养廉”的合法名目，多占侵好地，把那些距离远、土质又很差的土地派给兵士去耕种。所以，有识之士痛切地说：屯田之利已转到武弁即各镇将之手，朝廷再也不会得到丝毫好处。家居此地的吴氏，肯定参与了当地将吏侵占屯地的种种不法活动，也就是说，榆关外镇将侵占屯田的当有吴氏父子在内。三桂与其父兄等先后出任锦州、大凌河、宁远、山海关的总兵或其他军职，他们不可能洁身自守，而同所有将吏一样，利用职权，大肆掠夺军屯的土地，变成大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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