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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〇

　　第三，土地不准买卖的规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土地买卖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与生俱来的土地兼并主要手段，单凭一纸行政命令很难改变和违背经济规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一方面是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他们占有土地的欲壑几乎是永远也填不平的，他们必然要利用政治特权大量购进有时甚至是强行购进肥田美地，在王因政策公布后，他们又会尽可能迅速和大量地把手中本应交出去的田地卖出，使其转化为金钱。不让买卖怎么行？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小自耕农，荒年恶岁时他们要出卖土地以交纳租赋和抵偿债务，经济情况上升时他们又要买进土地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不让买卖又怎么行？实际上，不准买卖上地的法令几乎遇到了当时社会所有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因之而被“流放到四方极远的穷荒僻壤”的，差不多每天都有。

　　当然，王莽当时是从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出发，推行王田制的，原以为这会使土地兼并的现象有所好转，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会安家乐业，出现其乐融融的理想局面。但王田制实行的结果，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回宅，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这项新政，最终也就只能跟王莽的大新王朝一起，被湮没在历史车轮所卷起的黄尘黑土之中了。

　　至于王莽的奴婢政策，同王田制一样，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王莽实现限奴政策的目的，是阻止劳动者主要是农民的进一步奴婢化，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不足，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王莽井不是彻底地解放奴隶，而只是冻结现状，承认剥削奴婢的合法性，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奴隶制的残余。这个问题应当和王田制联系起来看。既然土地兼并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阻止农民与土地的脱离，无法阻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无法阻止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沦为奴婢。由于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富商大贾象兼并土地一样热衷于对奴婢的占有，而王田奴婢的法令公布之后，又必然使奴婢所有者要求调整自己所拥有的奴婢数量，多了的得卖，不够的还得买。

　　奴婢买卖反而比平时更加兴旺。明着不敢买卖，黑市交易却必然补充上去。奴婢所有者因这个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固然要归怨王莽，而奴婢本来也会因境遇并未得到丝毫改善而不怀好感。还有一条更要命的，王莽的限奴，只局限于私奴婢，对于官奴婢是不加限制的。王莽制定了许多严律峻法，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因触犯王田奴婢之法以及五均、六管、铸钱等法令而被罚作官奴，他们被押解着，成群结队蹒跚于道。实际上，王莽不仅没有取消奴隶制残余，反而在不断地扩大着奴隶的队伍。这恐怕是王莽在颁布限奴政策时始料所不及的吧！

　　再说五均、六管。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国师刘歆向王莽奏言：“周朝设置了‘泉府’的官职，收购滞销商品，销售百姓必需商品，就是《易经》里说的‘管理财政，纠正偏差，禁止商人获得不正当利益’呀！”

　　王莽根据国师刘敬的建议，下达了“五均”、“赊贷”的诏令：“周礼有赊贷的记载，乐语有五均的解释，传记各有主管。现在新朝也实行赊贷制度，推行五均制度，以便调剂多寡、控制囤积居奇。”

　　王莽把五均、赊贷作为新朝的城市经济政策。五均是由政府对工商业经营进行管理，对物价进行控制。五均主要在几个主要城市执行，称作“五均市”，设置了五均官。原长安“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改称五均司市师，市师下面设立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在这些城市中，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长安原有的东、西两市，东市改称京市，西市改称畿市。五均市推行的主要经济措施有三条：

　　一、评定物价。各市以四季的中间一月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根据每种商品的质量定出上、中、下三种标准价格。如果市场流通的商品超过标准价格，国家就按标准价格抛售所掌握的货物，如果低于标准价格，则允许自由买卖。这样做的目的是平抑物价。

　　二、以成本价收购那些滞销的主要民用商品，使生产者不致受损失。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也防止一窝蜂似地转产那些畅销商品，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三、经营赊、贷两种经济活动。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之用，如祭祀祖先或办理丧事等。赊是不收利息的，但必须按期归还，祭把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用于生产，收利息，年息十分之一，或月息百分之三。

　　六管，是指对六个方面的工商业经济活动进行政府管制，它包括了五均、赊贷，或者说，是在五均、赊贷的基础上，或继承旧制，或损益创新，最后总汇而成的经济政策。

　　具体说，是盐、铁、酒由政府专卖，铜冶钱布由国家铸造，名山大泽由国家管理，五均、赊贷由政府办理。

　　王莽实行六管的理由是：“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

　　按说王莽是有些眼力的，的确，所有这些需要管制的物品或经济活动，都是人民日常生活不可须臾或缺的。豪民富商因此常以此作为剥削贫民的手段，由国家加以管制是完全必要的。从王莽的本意看，五均六管政策的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过分的盘剥。但实行中却出了毛病。

　　被王莽任用来主持五均六管的官员，大部分是原来的大工商主。如临淄的姓伟（他是以姓为姓，以伟为名，也算是个怪姓），拥有家资五千万，还有洛阳张长叔、薛子仲等人，家资都在千万以上，这些人都大摇大摆地脐身朝堂，成了掌管六管的“羲和命士”。汉初不许工商业者做官的禁令被打破。这些人的发家，本来就离不开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贱买贵卖和放高利贷，如今成了朝廷命官，就更是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把好好一本经，愣是给念歪了。在他们手里，五均成了官僚、富豪互相勾结贱买贵卖从中渔利的手段，六管成了他们千方百计剥削劳动人民的尚方宝剑。

　　当然，六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或者说“太完善”，太烦琐，也使这项制度弊病越来越多。仅以税收为例，名目之繁多，就快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就是说要自动去申报收入，定期纳税。

　　“又可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廓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就是说，有田不耕种、有宅院不种树种菜的，称为不殖或不毛，都要出三个人的份于钱，而逛荡不干活儿的胡同串子也不行，要出一匹布的“夫钱”，交不出来的，要用劳役来抵，当然由官府管吃管穿。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纫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视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之县官，降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这个范围就更广了，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覆盖在内了。而已要求自行申报，不报或报而不实企图偷税漏税的，没收劳动所得，本人还得为官府服一年的劳役。——这一条应当让今天有些大腕们看看，让他们当心点儿。

　　到了后来，五均六管的毛病越来越多，惩罚也越来越严，几乎招来了全社会的反对，“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弄得老百姓一举手一投足就要触犯禁条，田也没法种了，布也没法织了，干旱蝗灾也一起跟着裹乱。直到这时，王莽才不能不承认五均六管的失败，下诏废止六管之法。而这时候，离王莽为大新王朝殉葬也只剩下一年了。在王莽所有的新政中，五均六管的实行时间最长，一来，是这个政策遇到的阻力并不象王田奴婢政策遇到的那么大，二来，五均六管也的确是新朝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舍不得那么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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