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天故事汇 > 名人传记 > 陶渊明 > | 上一页 下一页 |
| 三二 | |
|
|
|
|
§易代悲歌 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陶渊明五十六岁。 六月，刘裕代晋称帝，改元永初。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东晋灭亡。 值此朝代更替之际，诗人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作为曾经入仕东晋的旧吏，他有失君亡国的悲哀和屈辱，无论东晋王朝多么令他失望，他毕竟曾经是他的一员。 而且，新朝还会给芸芸众生带来什么样的祸患，还会给他这么一个颇有名气的文人带来什么样的烦扰，也是难以预料的。再者，作为一个垂垂老矣的贫士，晚景凄凉，前途黯淡，行将就木，一切都成为云烟，改朝换代所触发的，更是自身一生失意、潦倒不堪的慨叹。这年所作的《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等，借古言今，集中而强烈地抒发了晋宋易代后感时叹己的复杂心绪。 《咏贫土》七首整体性很强，第一首写贫士的孤高，定下组诗的主题与基调，第二首写自己，而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世贤”作结，借以引出下文，以下五首分咏古代有名的清贫之士，最后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作结。 《咏贫士》之一以“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开篇，既是写贫士像孤云一样无依无靠，被人遗忘，知音难觅，也是指诗人在朝代更替后无所适从，不知往何处去。“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众人都趋附新朝，只有自己当初是迟迟出林，早早归来，现在更是要“量力守故辙”，不仕新朝。“岂不寒与饥？”诗人的选择本身就是答案。“知音苛不存，已矣何所悲！”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诗人也不求世人认同，他要去古代贫士中寻找知音。 《咏贫士》之二描写自己的处境：“凄厉岁月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粒，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残冬荒园，满目萧条，绝酒断炊，披着破衣晒太阳，连诗书都无心去读，落魄之状，不忍卒睹。诗人心中是不平的。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自己隐居的贫困自然不能和当年孔子奔走济世而在陈绝粮相提并论，可还是有满腹牢骚。“何以慰吾怀，赖古多前贤。”唯有古书中那许多清贫守志的先贤给诗人一丝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的安慰。 《咏贫士》之三歌咏在《饮酒》之二诗中提到过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及贫士子思。“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苛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荣启期年近九十以绳索缠身为衣，孔子去见他时，他正高兴地鼓琴而歌；孔子弟子原子思穿着裂了口的鞋，还是高唱《商颂》，不减其乐。尧舜之时已去，世代贫士相继，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也想乘车马衣轻裘，但不愿屈曲心志卑躬下节去求取。子贡不理解子思，谁又能理解诗人？ 《咏贫士》之四咏春秋时隐士黔娄。“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守，原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黔娄终身修身洁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黔娄坚辞不受。齐王又礼遇他，以黄金百斤聘为卿，仍不就。家里很穷，死后停尸窗口，衣服破烂不堪，身上盖着一块短被，头和脚都露在外面。诗人解释黔娄的行为意义说：“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再次强调“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信念。“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诗人言下之意是要做当世黔娄，“朝闻道，夕死可也”，贫穷又算什么？陶渊明力图将自己的辞官归隐上升到古代贤士的孤高气节上，以忧道不忧贫来解决忧贫而无计的尴尬处境。其实，古代隐者的辞官谢禄也有特定的心理原因和客观原因，不是气节二字可以概括，而诗人是着意拔高古代贤士的意义，从而也升华自己守贫的意义，由精神的满足而补偿物质的缺损。这能给诗人以现实痛苦中的精神支撑，比一味怨天尤人乃至为口食而不顾人格抛弃信念自然要高尚得多，所以不能说仅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倘没有精神的自我战胜，那么为一衣一食而向他人向官府下节乞讨，纵然得以温饱，可内心的痛苦却更难以承受。诗人也就不会以其高洁心性成就千古美名，也不会由悲苦、伤感而绽开灵感之花，以心一般清雅、泪一般晶莹、血一般醇浓的诗文传世了。 《咏贫士》之五举袁安、阮公二贫士的事迹说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意旨。阮公事不详，袁安系东汉人，家贫，大雪天僵卧不出，几乎冻死，人家问他为何不去求人接济，他说大雪天人家都饿，不应该去麻烦别人。诗人心中安贫与求富的两种思想经常交战，但“不宜干人”、不能违己的信念占了上风，所以坦然无忧色。 《咏贫士》之六举张仲蔚事迹说明“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的意旨。《庄子·让王》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道亦乐，所乐非穷通也。”诗人自知拙于人事，所以愿随张仲蔚之后，孤守穷庐而自安。 如果说上述贫士是借人写己、以人慰己的话，《咏贫士》之七咏黄子廉几乎完全是在直写自己了。 |
|
|
|
|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
|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