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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唐太宗处理裴寂问题是很讲究策略的。从形式上看，裴寂还是受到尊重的，贞观元年，食封一千五百户，比所有的功臣都多，居位第一，实际上被剥夺了预议政事的实权。贞观三年，发生沙门法雅案件。据侦查，裴寂和那个心怀“怨望”的法雅有牵连，就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乡。“寂表乞住京师，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长安令王文楷坐不发遣令，笞三十。”不久，有人扬言“裴公有天分”。裴寂惶惧，竟然唆使他人杀人灭口。唐太宗知道后，愤怒地宣布裴寂的四大罪状：第一条，“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条，“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条，“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条，“阴行杀戮以灭口”。最后说：“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贬流于静州。

　　武德时宰相中也有支持李世民的，如陈叔达、萧瑀和宇文士及等。这三位分别出身于陈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思想上比较守旧，缺乏进取精神。

　　唐太宗即位后，就逐渐地把他们从宰相的职位上调换下来，另作妥善的安置。武德九年七月，罢免出身于隋朝宗室的中书令杨恭仁，由宇文士及接替。同时任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十月，萧瑀和封德彝发生矛盾，愤愤不平。接着又跟陈叔达在殿廷上争吵，声色俱厉。“瑀、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去世，又以太子少师萧瑀为左仆射。九月，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十二月，“左仆射萧瑀坐事免。”总之，萧瑀等重臣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很难胜任宰相的职务了。“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征、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唐太宗虽然罢免了陈叔达、萧瑀等相职，但仍旧把他们当作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礼待之。例如，时常慰劳叔达，重温旧谊。“后坐闺庭不理，为宪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听以散秩归第。”宇文士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死后陪葬昭陵。

　　至于萧瑀，唐太宗称赞他“守道耿介”，后来图形于凌烟阁，拜为太子太保。总之，这些处置，有利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

　　唐太宗整顿决策集团的关键，在于把秦王府旧属和亲信包括从东宫争取过来的杰出人才，提拔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积极地去治理国事。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刚立为皇太子，就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这样就组成了以太子李世民为首的决策机构。除宇文士及外，无忌和士廉是亲戚，其他都是秦府武将或者“十八学士”；而且大多在玄武门事变中做出过贡献。

　　同年七月，以高士廉为侍中，宇文士及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这就为李世民正式即位作了组织上的必要准备。贞观元年，封德彝死后，由长孙无忌补为右仆射。贞观二年正月，无忌自动辞职。杜如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同年二十月，又把原东宫旧属王珪提拔到相位上来，守侍中。贞观三年二月，以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经过几年的调整，至此，唐太宗完成了最高决策集团的重建工作。左仆射房玄龄明达政事，右仆射杜如晦引拔士类。“至于合阁规模，皆二人所定。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房、杜为相，共掌朝政，为实现“贞观之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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