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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认为,好的朝廷要靠不同意见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之中。他例举出历史上有名的贤君,说他们都是喜欢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的。苏轼还指出,当时商业瘫痪,物价高涨,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到处都是谣言,民心十分不稳,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的新法。他说:“从历代皇上起,理财的一直是三司。现在皇上却不让三司理财,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去推行此法。设置‘三司条例‘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一个名称;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余名使者,也不过是些求利的工具。这一举措,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惶惑不安;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不明所以。把鱼网撒入江湖,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丢掉鱼网,别人自然信服。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平息人们不安的议论,带来和气,不如撤除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快一年了,而其功效,却茫茫然犹如要用手捕捉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人罢了。如果这叫改革,那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又有谁不会呢?

  苏轼说他相信皇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并且提醒皇帝新法已失去民心,再坚持下去是很不合适的。他说:

  “先皇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

  如果议论中涉及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神色不悦;如果议论中涉及朝廷,那么宰相就会担心受处分。参加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上不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不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

  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不得而知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至皇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正在于这里啊!”

  神宗对苏轼的陈述没有作出反应,于是苏轼又上了一书,这时正好皇帝下令禁止强摊贷款,可他并不打算废新政。苏轼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就像个偷鸡贼,说是有心改过,但却仍要偷鸡,只不过,把一天偷一只改成一个月偷一只而已。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王安石大怒,苏轼被免职,王安石还让自己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弹劾苏轼,说他护送父亲的棺木回四川时,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谋利。

  朝廷派了官员到苏轼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士兵收集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作官的成绩考核,苏轼应该可以担任太守职务,皇帝也想如此,可皇帝的想法受到王安石和谢景温的反对,他们希望派苏轼去边远城市作判官,最后,皇帝决定派苏轼到丽都杭州作判官。这算是一种折衷,官职虽然是小,可毕竟杭州是个不错的城市。

  苏轼正要离京,京城里发生了暴乱。朝廷从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实行保甲法,因为士兵们在京城附近的村里练兵,村民们怀疑政府会派他们也去前线打仗,加上朝廷又让他们上交家中的军备,如弓箭之类的,所以村民们就示威抗议。村庄里一遍混乱,村民们甚至自己弄折手腕、割掉指头,以逃避被征兵。

  这次暴乱很快平息,苏轼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他带领家人离开京师,到美丽的城市杭州去任职了。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后事。熙宁六年(1073年),“圣山”华山发生土崩,皇帝惊慌失措——因为所有的皇帝都认为自己称皇是上天的旨意,所以他们都迷信,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联想到这是上天在给他们发布某种信息——于是搬到另一座宫殿居住,同时改吃粗陋的食粮,以示尊敬上苍。碰巧,熙宁六年(1073年)夏天到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久旱不雨。这令皇帝十分担心,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去问王安石,王安石说:“水灾、旱灾都是天灾,最贤明的君王当政时的尧舜时代也有水旱灾害,不必担心,我们只要继续行善政就行了。”

  “我怕的就是这一点,”皇帝忧虑地说,“怕我们行的不是善政。我听到不少人埋怨新政中的商税法规,连太后和皇后,甚至也听到不少这些议论。”

  当时另一位大臣冯京也在场,他插话道:“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说:“冯京听到怨言,是因为不满的人都涌在他身边吧,我怎么一句这类的话也没听到呢。”

  皇上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心里肯定是无法平静的。

  此刻一个职位卑小的官员出场了,他在这次变动中担任了重任,他就是画灾民图的“安上门”小吏郑侠。郑侠画了一卷灾民拴着铁链砍树、赚钱还公债的画轴,还附了一张短笺,一齐献给皇帝。

  短笺上写道:“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个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郑侠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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