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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除了其独特的给星象命名的方法外，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还以一个天文学专家的高度，将有关恒星、大气、彗星、行星、月食等等方面的知识一一展示给了大家。《天官书》中有各种天文星象的记载，有关于恒星亮度、色泽的记录，有关于大气散射、消光的记录、有关于星象突变的记录等。同时，《天官书》中也对行星的运动规律进行了研究，首次发现了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采用了先进的观测行星的办法，为后人做了示范；不仅如此，《天官书》对月食的规律也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月食周期。

　　司马迁否定了那种处处以星象的变化来与人世间事物相联系的方法，认为所有的星象、天体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都是有一定的规律可考的，但同时，他也没有走出星占的窠臼。星占就是利用自然现象特别是星象来占卜人间祸福，星座之间的位置、星官的色泽，日食、月食，都成了星占家们推测世事的依据。

　　司马迁处在那样一个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人类的认识水平都很低，他终于还是摆脱不了这一历史背景，在他的《天官书》中，星占思想还很浓厚。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司马迁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2000多年前的古人，我们不能奢望司马迁从那样一个历史大环境中脱离了出来，喊着无产阶级的口号，誓扫一切牛鬼蛇神，那都是愚不可及的。实际上，相对于当时众多的学者来说，司马迁的思想已经相当进步了，他相信星占，但在星占与现实之间，他却往往选择现实，他星占的前提就是尊重现实，这是当时的许多星占家都做不到的。

　　地理方面，司马迁的学识更是让一般学者望尘莫及，且不说司马迁地理方面的书籍钻研了多少，仅凭他那对全国各地的实地考察，就够让人佩服的了。叙述历史事件、讲述历史经过，司马迁都辅以实际的地理环境，哪儿有山，哪儿有水，绝不凭空捏造，这没有详细的实地考察，是做不到的，尤其是描绘那些复杂的场面时，一沟一坎，都是敷衍不得的，司马迁对此，从来都不含糊。

　　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具体体现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是传说中的神医，也是司马迁崇敬的人物之一，他医术高明，不慕权贵、不崇名利，对病人一视同仁，并且奔走各方，为四处的老百姓治病去疾，深受老百姓的敬仰。司马迁亦是抱着敬仰的态度来记述这位神医的事迹的，在叙述扁鹊生平的同时，他自然融入了他的医学观念。他认为，诊断病情比治疗疾病重要得多，高明的治疗技术，要建立在对病情的正确分析、正确诊断之上，在对待“望、闻、问、切”四诊法的态度上，司马迁看重四诊的合力，认为只有将这四种方法都好好把握了，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对中医脉诊有着精辟的论述，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高深造诣，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司马迁在此列传中首次记载了我国古代中医临诊病案记录的标准模式。司马迁的医学思想，同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史记》的内涵极为丰富，在此我们无法一一表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史记》堪称“史家之绝唱”，在此之前的史书，或是历史材料的堆砌，或是一两件事的记述，或是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记载，或是没有详细事实作根据的世系，都远远不足以反映我国古代历史的全貌。司马迁的《史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其写作方法、写作态度、写作体例，都为后代人著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时，《史记》文章精美，又被冠以“无韵之《离骚》”的美称。这并不夸张。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是汉代文学作品的佳作，全文精简得当、条理清晰，笔墨酣畅，跌宕有致，结构严谨。

　　有的文章气势宏伟、豪放雄辩，有的文章饱含激情、苍凉悲壮，有的文章精炼简洁、十分率直，有的文章细致形象、感人肺腑，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件，记人叙事各具特色。其中《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报任安书》等等，都是汉代散文的名篇，为历代人所传颂，是为传世佳作。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的风格特点。

　　司马迁虽然学了不少儒家经典，接受了不少儒家思想，但他思想的本质仍是道家，这同他父亲有着直接的联系。他父亲司马谈是西汉黄老之学（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道家思想有着独到的见解，虽然他没专门地去对司马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而且也是希望儿子学儒学，成为像孔子一样的儒学大家的，但耳濡目染之中，道家思想已对司马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深深地扎根于司马迁的头脑之中。他崇尚自然无为，顺其自然，承认自然、客观力量对人的影响，《伯夷列传》、《货殖列传》、《管晏列传》等之中，都有这种思想的直接流露，道家学说中的自然主义，普及于《史记》全书，使整部《史记》凝重之中不失舒缓，悲壮之中透着浪漫，或感情奔放，意到笔随，如泻江河，或朴实无华，清新朗丽，感情真挚。司马迁用道家的观点来评点历史。他欣赏张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对张良遇黄石老人而得奇书一节，写得尤为精彩，给《留侯世家》（留侯即张良），蒙上了浓浓的奇丽效果。他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道家观念贯穿于史事之中，李斯当了丞相之后门庭若市，前来贺拜的人络绎不绝，但事情总是“盛极而衰”，而后来落得个赴刑场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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