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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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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楚先后兼并了长江和淮河流域的近七十个国家，版图几乎相当于其他六国的总和，是七国中疆域最大、军备最强、人口最多的国家。楚对外扩张之所以如此得手，除因国内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更因其历代明君政治清明。有史书记楚庄王之世道：“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楫陆，事不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归。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如之何敌之！” 屈原之所以讲述楚国这光辉的发展史，目的自然在于激励怀王统一天下的雄心和富国强兵的信心。至于近代楚国衰落的情况，屈原不便多谈，讲到先辈艰苦创业的光辉业绩，怀王理当正视眼前的现实，从而振奋精神，奋发图强。但屈原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完成统一大业，必得富国强兵，而欲达此目的，在目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必须实行变法。变法与否，变法彻底与否，决定着各诸侯国的命运。对于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国基坚实，但由于统治集团腐败和生产关系落后而使国家由鼎盛迅速趋于衰落的楚国来说，变法尤显得重要，这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屈原素以娴于辞令著称，讲这一问题时既观点明确，态度明朗，又异常委婉和策略，使怀王听着入耳，品着有味，乐意接受。 屈原说，楚之明君早就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君臣的法治观念较强，远在春秋时的楚成王（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26年）和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0年），就有两则遵法崇制的故事。 楚成王的令尹子文的同族中有人犯了国法，而掌管司法的“廷理”知道犯人是令尹的本家，就把他放了。子文闻听此事，便把该廷理找来严加批评，说他这样做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并且大义凛然地声言：“吾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而且还亲自带着他的这个族人到廷理面前说：“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只得依法处理了这个犯人。楚成王听说令尹子文如此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执法如山，连鞋子都顾不得提，就慌忙跑到子文家检讨说：“我年齿尚轻，用人不当，有背令尹之心志。”于是罢了廷理的官，并从此更加信任子文了。百姓闻听此事后说：“有令尹若此，楚有何虑哉！”并编成歌谣，唱道：“子文之族（人），犯国法程（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不同意）。恤顾怨萌（偏顾私亲，就会使人们产生不满），方正公平（执法如山才算公平）。” 屈原再次讲述了楚庄王有“茅门之法”的故事，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屈原见怀王两耳高耸，双目圆睁，正听得兴致勃勃，进一步讲道，楚不仅有遵法崇制的传统，而且早已有法律制度的实行和法律典籍的存在。据《左传》记载，楚国原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法典。孟子也曾说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是同样性质的典籍）。”《左传》还说：“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可见，楚不仅早有法典，而且还为别的诸侯所采用。 战国初期，楚悼王（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81年）曾任用吴起实行过变法，变法实行一年之后，效果十分显著：“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南征北伐，鏖战中原，饮马黄河。但吴起变法实行的时间不长，楚悼王一死，强大的旧贵族立即复辟，废除新法，乱箭射杀并残忍地肢解了吴起。尽管如此，它对楚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吴起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楚威王，也倾心于法制术数，惜其未能实行。 为了进一步说明变法之必要，屈原又给怀王讲了两则很有风趣的故事。 有个搭船过江的人，一不小心，将所佩带的一柄宝剑从船边落到江里去了。那人马上在船边落下剑的地方刻了个记号。有人问他：“喂，你划记号于船边，做何用处？”那人回答说：“吾剑从此坠于水，待船靠岸，余将从此下水求之。” 舟行而剑不行，若干时辰之后，按所刻记号下水求之，岂不可笑！ 楚人欲袭宋，使人先在澭水之上作了标记。澭水突然暴涨，楚人不知，于夜间循所作标记渡水，淹死一千多人，士卒惊骇，狂呼乱叫，其声如同都市里的房屋倒塌一般。先前楚人设标记时，是可以循标记而渡河的，如今河水暴涨，楚人仍循原标记渡河，这是其所以失败的原因。 从古到今，由远及近，屈原一直说到眼下。眼下，强秦与东方六国的对抗争夺正日趋尖锐激烈，秦正处鼎盛时期，而楚则由盛转衰，每况愈下。但这时的楚国仍不失为“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的大国身份和地位，所以当时的形势正是“纵合（东方六国联合）则楚王，横成（秦联合东方六国）则秦帝”。当时称为第三号强国的齐国处于秦楚之间，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而这种争夺与联合之成败，关系到兴盛灭亡之大局，正所谓“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楚得齐则足以敌秦。”这就是说，楚欲生存和发展，不仅在内政上必须革除积弊，变法图强，而且在外交上必须联齐抗秦。 彻夜不眠，这在屈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他常埋头书案，孜孜吮吸，夜以继日。钢打铁铸的机器，可以昼夜飞旋，人的精力有限，连续工作则必困惫不堪，每当这时，屈原便站起身来，离开书堆几案，边在室内踱步，边伸懒腰。夜间，他的陶盆里总备有一盆清水，待踱步和伸懒腰也难以驱除袭来的困顿时，他便走近陶盆，将葛巾浸于清水之中，用这湿葛巾擦面，直擦至满脸通红；或者索性将湿葛巾敷于前额，继续学习。 然而今番却大不同于以往，来郢都三夜，他不曾上床安歇，困倦已极，便曲肱而枕，和衣而寝，打个盹而已。特别是今夜，他仿佛服用了兴奋剂，只觉得一阵阵热血上涌，将疲劳和睡意冲到了九霄云外，那能言善辩的一张嘴变成了火山口，突突突地向外喷射着灼热的岩浆，这岩浆在怀王胸中流淌、蔓延。不知喷了多久，不知淌了多远，忽有一声雄鸡的啼鸣闯入兰台之宫，抬头望去，橘红色的晨曦染遍了窗纱，啊，漫漫长夜转瞬即逝，一轮红日正喷薄滚动，訇然出世…… 窗外并不十分明亮，但却有了响动与脚步声，大约是下人们黎明即起，正在洒扫庭除。人们立于庭院，举目瞻顾，只见兰台之宫那橘红色的落地窗上嵌着一幅剪影——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对面而立，四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然而，怀王并不能完全左右楚国的形势，一群旧贵族紧紧地包围着他，诸如子椒、郑袖、靳尚之类，使其不得随心所欲，怀王欲重用屈原而不得实施。他们的理由倒也冠冕堂皇，说什么一个败落贵族子弟，无名无位，单凭于弹丸之乐平里平寇有功，便擢任朝中要职，恐文武大臣心中不服，引起朝野波动。不如令其到地方任职，一则试其能，二则锻炼提高，倘果有经天纬地之才，再委以重任不迟。怀王素无主见，耳根子软，觉得这些人说得不无道理，于是便派屈原到鄂渚去任县丞。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已设郡县，县之行政长官，凡民众在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丞系地方文官，协助县令、长办事，职掌文书、谷仓和监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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