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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接着，太宗还谈到代善对限定侍卫名额表示不满。太宗即位不久，有一次，代善不用护卫，自己牵着马，胳膊挟着褥垫去见太宗，这番举动，明显地是在发泄内心的不满情绪。太宗就此责问代善：“难道一旗之众就没有卫从之人？为什么窘迫到这个地步？你这样做是尊敬我呢？还是心有不快呢？”又说：“我每每想到太祖诸臣，功勋赫著的还有几人？现在都不在世了，只有兄在，我不致敬，将来后悔何及？所以才专意加礼。况且有上天护佑，诸物具备，衣着食用骑乘充足不缺，兄如要求多关照，就直说好了，我岂吝啬！果能如此，才合我意。不然的话，阳为恭谨，阴怀异心，这不是我所希望的。”说到这里，太宗转向诸王贝勒大臣，说：“厚富之人，不乘良马，不服美衣，不食佳馔，不畜仆从，自谓以此获福，可享千年，然人岂有不合理而能长久安享者乎？”【以上见《清太宗实录》，卷37，7~11页。】

　　太祖时，曾立下一条规矩：凡在战争中俘虏的降民、金银财物、马匹等物品一律上缴，违者治罪。当时，以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他们各置官属，权力均等。因此，太祖“预定八家（即八旗旗主）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勿得分外私取。”【阮葵生：《茶馀客话》（上），4页。】在分配这些战利品及赏赐时，必由八家旗主均分，称为“八分”，八旗旗主以下者，都不入“八分”，但从中也得到一部分财物和赏赐【《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11页。】。

　　太宗即位后，继续执行这一规定，一再训诫文臣武将遵守。但事实上，种种营私舞弊的现象屡屡发生。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寻找一切机会攫取额外私利。例如，诸王贝勒（太宗的兄弟子侄）每当出征，总是私带家中的仆人或其他“闲散无甲之人”冒充兵士【清制，称入伍当兵的为“披甲”，即战士；没有入伍的称“无甲”。】，私令随征。目的是让他们在战争中为自己多抢夺财物，倘若立功，亦可冒领赏赐。上行下效，像牛录章京等下级军官也仿效此法，企图多得战利品。在征战中掠取的物品，如马匹、金银等物只上缴一部分，另一部分隐瞒不报，留于个人之手。

　　甚至将部分降民也私留起来，作为自己家中的奴仆，也有的私娶降民中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妻，等等。这些违禁现象任其蔓延，就会助长贪得无厌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势必带来严重后果，以致从经济到政治都造成危害，同时，也会直接削弱太宗的权威。太宗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予很大的注意。每次出征前，他都讲清纪律，归来后，都要进行总结，让下边揭发各种违纪的事实。一经发现，即严肃处理，轻者当众训斥，重者鞭打，直到革职。但一般都采取罚款退赃的办法，使之在经济上不但占不到便宜，还得交出自己的私产来补偿所犯的过错。凡是违犯上述一例的，必须将征战中夺得的一切东西如数交出，另根据过错轻重，再罚以数目不等的银两、马匹等，如已得到赏赐而后被揭发作弊的，其赏赐也必须如数缴回【《清太宗实录》，卷36，20~43页。】。满洲、蒙古、汉官这批新老权贵都以多得财物为荣，最怕自己的财产受损失。太宗抓住这一点，在处罚时首先给予经济上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击了权贵们的气焰，起到了抑制其特权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经过太宗不断从思想上训诫，在政策上严格贯彻有关规定，权贵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因而上述现象逐年减少，这就保证了内部的上下一致，树立为国效力的风气。

　　二、秉公执法立权威

　　清太宗即位之初，地位并不那么稳固，国家权力尚未达到高度集中，而是分散在宗室贵族手中。他们或玩忽职守，或随意违法妄为，有的甚至敢于向君主挑战。太宗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打击这股轻视甚至目无君主的分散势力，他就坐不住金銮殿。经过多年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他的权威才得以牢固地树立起来。他的制胜法宝就是制定法令，秉公执法，不分上下贵贱、内亲外戚，一切依法行事。

　　清太宗即位后的头几年，主要精力用在征朝鲜、伐明朝，没来得及完善法律。到天聪五年（1631年），太宗阐述了他的法制思想，同时公布了一些法律规定。他说：“国家立法，不遗贵戚，斟酌罚锾以示惩儆。凡诸贝勒审理、枉断人死罪者，罚银六百两；枉断人杖罪、赎罪及不奉谕旨私遣人与外国交易，或怠忽职守，或擅取民间财物马匹、或将本旗女子不行报部短价收纳在家者，均罚银二百两。”【《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以上规定，既包括诸王贝勒审断案件出现的差错，也包括他们自身违法都受惩处两个方面。清太宗经常惩治的是临阵败走、酗酒妄为、行猎不能约束整齐三件过错，有违犯其中一条的，都判以重刑，其余诸事都可从宽处理。

　　崇德年间，他强调惩治触犯这三条的人，是针对诸王贝勒而发的，不能不说这是压抑王权，提高皇权的措施【《清太宗实录》，卷46，25页。】。他还提出了执法的指导原则和审案的具体方法。这就是“听讼务持其平，谳狱务得其实。尔诸臣审理讼狱，于两造所陈，当速集见证鞫问，庶有实据。若迟缓取供听彼潜相属托，支饰避罪则审判安得公平？自今以后，不先取见证口供，致事有冤抑者，既按事之大小坐罪审事官。”【《清太宗实录》，卷9，14页。】执法必须公平，不得偏私，审案判罪，贵在有真凭实据。审讯时要对犯罪者与告发者的口供迅速取证，如果迟迟不取，只听掩饰避罪的口供，或只听信犯罪者暗地托人说情，审判就不会公平。此后，如不先取证只听信口供，致使有遭冤枉的，按其情节轻重，处罚审判官。

　　清太宗亲自制定法令，自然地他就成为法制意志的最高体现者。有了法律这个准绳，他就可以监督诸王贝勒及群臣的言行，使他们都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虽然太宗明确立法，但过惯了部落生活，又掌握了很大权力的诸王贝勒并不完全把这些法令放在心上，每每藐视法制，任意妄为。太祖去世前曾立下遗言，其中谈到法制，说：“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尔八固山（八旗旗主）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他规定一条原则：“赏不计雠（仇），罚不避亲，如是，明功赏，严法令，推己爱人，锄强扶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10~12页。】太宗遵循父亲的遗训，对违犯法令的人特别是诸王贝勒，从不放过，一律按法令处置。崇德二年（1637年）六月，太宗总结征朝鲜及皮岛之役，“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清太宗实录》，卷36，20页。】

　　经刑部审议，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各种程度不同的过失。这些过失概括起来，有私携无甲之人冒名顶替从军、纵士兵抢掠、私娶降民妇女、不听从军令擅自行动、私匿缴获的战利品、战斗中畏缩不前致使兵士损伤，等等。根据过失轻重，分别判处死刑者二十四人，撤职十三人，鞭刑五人，罚银者二十二人（有的既受鞭刑又罚银，还有的既革职又罚银）。这些受处罚的人当中，有太宗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儿、额驸（即驸马）等，皇亲国戚约占四分之一，将官一级的约占三分之一。因为代善的爵位最高，他被列为犯法者第一人，刑部给予革去亲王爵位、罚银一千两的严厉处分。

　　其他如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篇古、和托等一班宗室勋戚，也分别处以革除爵位、罚银。以下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兵部承政等高级将领同样依法处分。皇太极从争取人心，为他继续使用这些人考虑，大多给以从轻处理。原判死刑的二十四人赦免十九人，处以罚银的，也逐一减少数目。代善等诸王贝勒也免去革爵的处分。太宗从宽发落，丝毫不减少处分的意义。他把违法者的罪状都公之于众，上下皆知某某犯法，罪状都记录在案，既让臣下互相监督，又使本人警惕，从中吸取教训，日后不再重犯或少犯类似的过错。这样做，诸王贝勒群臣无不心悦诚服【《清太宗实录》，卷36，2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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